高偉川

—–在溫哥華觀看歌劇“雷雨”後的隨筆

六月的溫哥華迎來宣教的大好季節,有很多的佈道會、培靈會,以及各種豐富多彩的營會、聚會簇擁在一起,令人分身乏術。在這麼多豐盛的盛宴中我卻被一個慕道友記者出身的李紅霞帶進歌劇《雷雨》的籌備團隊之中。她對我說我是屬於靈魂人物,而劇組需要上帝的祝福。有人問我為什麼幫助宣傳起《雷雨》了?其實我是在傳福音,因為有這麼好的機會可以接觸到未信群體。我本很期待有更多的基督徒為此來幫助,來同工,但每個人其實都很忙碌,都有很多教會的“屬靈事”要做。於是,我自己開始忙得不亦樂乎。每日除了教會的各種服事,我還花不少時間在歌劇《雷雨》身上,不但擔任主辦兼總策劃的李紅霞很需要我的陪伴支持和禱告,還有很多與演出宣傳事務上的具體事情要幫助。在我看來這些事也是不可缺少的福音預工與鬆土事工的“屬靈“工作,也離不開其他基督徒們在背後的同心配搭和支持。感恩的是確實有許多弟兄姐妹在默默的通過禱告與用買票的方式支持著我們,並且還有部分基督徒姐妹承擔了分享與愛宴的精心製作,表達了從主而來的大愛。

在這個忙碌的過程中,我骨子裡面湧動的藝術激情不知不覺被歌劇《雷雨》激動起來。我知道神給我的傳福音使命是絕對不容推辭的,過去神給過我許多的慕道友,我為之撒種,並常有收割的時候。而這一次神給我的這個慕道友就是九歌傳媒總裁李紅霞,一個看起來不太尋常,又極其能幹的女中豪傑,有著“女漢子”性情。我看到她常常手持攝像機處在採訪、攝影和攝像的忙碌中,為此有人說她是溫哥華最忙碌的女人;過去我一直以為我是最忙的,但如今見到了比我更忙的女人。她曾經聽過我的藝術講座,那時神就已經把我這個曾經的藝術評論家,現在的傳道人,和師母等多重身份的人刻進她的心裡。這次她是通過朋友的姐妹找到了我,交談後發現她居然就是住在我家附近,但卻從沒有碰見過的鄰居,可能就因為她一直是早出晚歸,辛勞工作的的大忙人。當我看見她為《雷雨》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心想如果基督徒中多幾個像她這樣傳福音的人福音大概就很快傳遍地極了。

紅霞提出希望我為歌劇《雷雨》做一些推廣,通過評論分享一下歌劇藝術的魅力,我欣然接受了,因為我非常清楚這是神讓我經歷三次癌症手術仍然存活的目的與使命。於是一場特別的我稱之為的“宣教之旅“如此開始了。

原本我就喜歡號稱“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的小說,因為能夠深刻的刻畫人生問題的小說家並不是太多;我對一些膚淺的小說從不問津,因為覺得那是在浪費時間。歌劇《雷雨》將人生愛情的悲劇濃縮在舞台上,用西方的音樂形式演繹了一個東方古老的故事,就像是一個東方的莎士比亞講述著東方哈姆雷特的故事,一場複雜扭曲的愛情家庭悲劇在一個雷雨交加之夜爆發,最後罪人走向了毀滅…,把因罪帶來的被扭曲的愛情悲劇表達得淋漓盡致。

這次在溫哥華女皇小劇院的舞台演出的上《雷雨》非常震撼的表達了以上這個主題,帶給溫哥華觀眾前所未有的心靈之震動;這也是我之前的禱告所祈求的,通過藝術果效帶來福音的預工,希望偉大的上帝之愛使用這一次的機會,將人心歸向上帝。曹禺的這部小說其實就是融入了基督信仰中有關罪與救贖的理念,他在其《曹禺論創作》中曾經滿懷深情地說:“我喜歡寫人,我愛人……我感受到人是多麼需要理解,又是多麼難於理解。沒有哪一個文學家敢講這句話:’我把人說清楚了。’”(注: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曹禺在他青年時代的純真信念中,人生應該是美好的,人性應該是善良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該是和諧的;但他從現實生活中人的身上,發現了一種被他自己稱為“原始蠻性”的力量,這種力量引導著人們走向了墮落。這使得他深感不安。曹禺對於人性自身弱點的深層次的焦慮,是一種他內心追求真理的渴望。他察覺到“人們會時常不由己地,更回歸原始的野蠻的路,流著血,不是恨便是愛,不是愛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極端”。現實生活中人性的失衡狀態,導致了人類永無休止的殘暴、邪惡、貪婪、淫亂、腐敗和墮落等醜陋現象的發生,使整個宇宙都變成了“一口殘酷的井,落到裡面,怎樣呼號也難以逃脫這黑暗的坑”。 (注:〈雷雨〉序)

尤其是當曹禺走向世俗的人與人的人際關係中之後,他那純真的人生理想與黑暗的現實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掙扎,無情的罪的現實擊碎了年輕的他天真幼稚的美好夢幻,使他完全陷入了理智的惶惑之中;與此同時,虔誠的愛的信仰也因情感的壓抑逐漸發展到了另外一種極端,變成了沉鬱而凝重的“恨”。他毫不掩飾地告訴人們:“我更執拗地恨惡起來,我總是悻悻地念著我這樣情意殷殷,婦人般地戀愛著熱望著的人們,而所得的是無盡的殘酷的失望,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膽的事實,利刃似地刺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憤怒。”(注:〈雷雨〉序)這種靈魂深處的痛感,使曹禺迫切希望能夠尋找到“人究竟該怎樣活著?為什麼活著?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人生道路”的正確答案。因為內心情感與理智間掙扎的折磨與煎熬,激發起曹禺要“如雷如電地轟轟烈烈地燃燒一場”的強烈慾望:他要徹底毀滅這個充滿邪惡的舊世界,重新創造“新的血,新的生活”,新的太陽和新的宇宙,於是他便拿起了文學創作之筆。他立志要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創作,希望改變罪的世界,而這時早已浸透於他內心的基督信仰使他想起了拯救人類的“上帝”——用曹禺自己的話來說,“那時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著解決一個人生問題”。 (注:《曹禺論創作》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這就是曹禺靈魂創作動因的根本之所在。

當曹禺以這樣的心靈創作時,他用基督信仰的原罪、世界末日、拯救以及基督的愛等要義,精心地構思了一個完整的“人生悲劇命運四部曲”的主體意念框架,將《雷雨》 、《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創作實踐,統統納入基督信仰文化的創作,進而營造了一個統一的藝術思維模式,即:“惡”(原罪)——“毀滅”(懲罰)——“善”(新生的盼望)。 《雷雨》就是表達了曹禺那種刻骨銘心需要救贖的渴望,去尋找人生的答案。

神奇妙地帶領我參與了支持紅霞姐妹承擔的歌劇《雷雨》在溫哥華上映的重任,我又通過她認識了歌劇《雷雨》的曲作者潘幸孩老師。看見她我就回想起原來在中央美院讀書時候的我的翻版情景,即為藝術痴迷的單純的純藝術家的性情,情感極其的豐富,不食人間煙火,活在雲端。在新聞發布會上我就被她獻身藝術的情懷所感動。她的先生唐康年為這部《雷雨》付上了生命的代價,過早離開人世;而作為妻子的潘老師又手按著丈夫的骨灰盒,立志要完成先生的遺願,並在之後的歲月裡傾其所有,為完成《雷雨》歌劇花時長達三十年之久!我自己今年結婚也是三十週年,感嘆人生有幾個三十年? !我為他倆的愛情故事深深地感動。是藝術連接了他們這兩顆藝術家的心,先生付出心血寫了劇中所有的詠嘆調及合唱曲,妻子在先生離世後繼續完成所有的宣敘調的作曲,完成了先生的遺願夢想。一個多麼感人的現實版愛情故事。

歌劇《雷雨》唱出了人們心底的絕望,“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是劇中唱得最多的心靈無望與無奈的絕唱,這種祈問蒼天的悲鳴帶給人無盡的追尋和遐想,每個經典悲劇人物的藝術刻畫都震撼人心,愛情的詠嘆是永遠的主題……;。特別是劇終時舞台上的“雷雨”電閃雷鳴的藝術渲染擊中了每個觀眾的人靈,人生若不迴轉歸向上帝絕沒有出路,只能陷入永遠的悲劇之中….. .。人生需要從天而降的雷雨的洗刷,此劇就是對上帝呼求拯救救贖的吶喊!

這一次在溫哥華成功上演歌劇《雷雨》實在是上帝給我們基督徒一次同心合一宣教的機會,我們不用回國,神就打開國門讓一行四十人順利簽證來到溫哥華,這真的是神蹟;而我跟歌劇總策劃李紅霞因《雷雨》結下姐妹情誼,也成了她信仰的啟程。

剛剛認識紅霞的最初,她問我:“如果我一直不信主,你還可以跟我交往嗎?我們可以還成為朋友嗎?“我立刻回答:”當然啊,每個人信主都有一個過程的,放心,上帝讓我們相識一定不是偶然,儘管放心,我們是朋友了……“。就這樣上帝把我們的心就緊緊相連在一起,成為歌劇《雷雨》全程的同伴。我為她每天禱告,為《雷雨》的一切安排禱告,讓每個環節都有神的憐憫與看顧。她每天在辛苦奔跑,半夜回家路上堅持聽我的真理探索系列課程,回家記筆記跟我交流;終於到有一天的晚上,驚喜的時刻來臨了,紅霞居然決志信主了!接下去就看見神奇妙的工作發生在紅霞姐妹的身上,許多的改變就成就在他們一家人身上。他們全家來了教會,紅霞成為我的好姐妹,好同工。我們一起把福音雜誌“追求”一一送給從中國天津歌舞劇院來演出的演員們;這些演員從順利拿到簽證直至直至演出圓滿成功,每一個環節都有上帝的愛。紅霞說:“有師母真好,有海闊天空的感覺,覺得連困難都很有意思”。信仰與生命分不開,生命影響生命,“福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我實在真實的經歷了每一天“雷雨”的震撼。我相信神必定繼續完成祂的偉大的救贖計劃。

當我們幾個人跟慕道友一起到機場送演員們的時候,我想這些演員在舞台是那麼入戲,生活中又多麼需要上帝福音的祝福啊!他們演戲的過程其實也是追尋人生的過程,也是用《雷雨》洗刷心靈的信仰歷程。我會繼續為我們的演員同胞們禱告,為每一位為《雷雨》上映付出過的同胞們禱告。期待我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們可以繼續同心合意走上每一天真實生活宣教的舞台。人人需要主愛,人人需要耶穌十字架替罪的救贖。人生需要從天而降的上帝的雷雨的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