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蕩和分裂時代的盼望：詩歌《沒有血、沒有壇》創作背景及作者生命見證

作者：徐彬

摘要

本文聚焦於十九世紀蘇格蘭福音復興運動與自由教會的重要領導者及聖詩詩人霍拉修斯·伯納的生命歷程，追溯其信仰的形成過程，揭示了他於1843年在蘇格蘭教會大分裂時毅然加入自由教會的歷史抉擇，以及在失去了國教原有的一切資源後如何在艱苦環境中紮根牧養、拓展福音的事工軌跡；並重點剖析其代表作《沒有血，沒有壇》的神學理念和創作背景，以及該詩歌對當代教會與信徒的屬靈啟示。其中許多相關歷史資料在華文聖詩介紹領域是第一次披露。

（一）家傳與師承 

1808 年 12 月 19 日，一個男嬰在愛丁堡老布勞頓區（Old Broughton） 帕特森巷（Paterson’s Court）的一戶人家裡呱呱落地。父親詹姆斯・伯納（James Bonar）給他取名為霍拉修斯（Horatius Bonar/ 以下簡稱“伯納”)。彼時誰也無法預料，這個誕生於一個稅務法律官員家的孩子，成年後會成為 19 世紀蘇格蘭福音復興運動中舉足輕重的領導人物和知名牧者。

（左上圖是伯納晚年的肖像）

伯納的家族其實是個牧者世家—— 歷代男子中作為牧師在蘇格蘭長老會服事的歷史已經延續了三百餘年。其中他的祖父約翰・伯納（John Bonar）尤被人稱道。他雖因身體殘疾無法騎馬出行，卻以四處佈道的影響力廣為人知。有一次，為主持一場重要的復興聚會，他獨自徒步二十三英里，從托皮琴趕赴坎布斯朗，在兩萬餘名聽眾面前證道，不僅感動了在場的無數人，也因此成為子孫後代心目中景仰的屬靈典範。

伯納的父親成年後，因為家中已有幾位兄弟投身牧職，故選擇了進入政府行政部門，成為一名稅務總署的律師（Solicitor of Excise），並逐漸嶄露頭角，以公正和博學在專業和社會上廣受人們尊敬。不過即便從事了世俗職業，家族跨越數代的信仰傳承，仍潛移默化地浸潤在他的生命裡，並折射在他對家中每個孩子的培養過程中。

伯納的母親是瑪喬麗・梅特蘭（Marjory P. Maitland）。她同樣出身牧師之家，性情溫柔敏感、富有憐憫心，亦是一位頗有才華的作家與詩人。除了悉心打理家務，她還以日常的禱告、讀經以及對子女的諦謔教導，維繫著家中日常的屬靈生活，讓孩子們從小就生活在敬虔的氛圍之中。 家族的信仰傳承、父母親身上的鮮明特質與言教，在伯納的成長過程中相互交織，既為他埋下了深刻的信仰種子，更對他日後的性情塑造與人生價值觀的建立，產生了深遠影響。

伯納十二歲那年，父親因病離世。這一變故，讓年少的他過早肩負起責任、直面未來的世界。三年後，他不負父親生前期望，以優異成績考入蘇格蘭最高學府 —— 愛丁堡大學，主修神學。在校期間，他成為著名神學家托馬斯・查爾默斯（Thomas Chalmers）最賞識的學生之一。 查爾默斯的神學觀、服事熱忱以及與對教會的美好願景，深深烙印在伯納心中，不僅為他預備了成為一名牧者所需的堅實神學根基，更為他日後成為蘇格蘭教會復興運動中叱吒風雲的領軍人物、親歷和見證十九世紀諸多重大歷史事件，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下圖為今日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的主體建築）

（二）分裂與抉擇

在神學院完成裝備訓練之後，伯納先在利斯（Leith) 一家教會擔任助理牧師，負責青少年主日學的教學。四年後他被正式按立為長老會的牧師，前往羅克斯伯勒郡的凱爾索北堂教會（North Church, Kelso, Roxburgh）服事，就此開啟他的牧師生涯。

那個時代的蘇格蘭雖然早已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宗教制度上仍保有獨立的國教體系，即長老會（英格蘭的國教則為聖公會）。在長期政教合一體制的影響下，教會高層的專權、保守及官僚、政治化等製度性積弊逐漸彰顯出來。而彼時的社會正處於社會劇烈變動帶來的多重壓力之下：快速推進的工業化進程與接踵而來的政治改革，不斷重塑著原有的社會結構與公共輿論；教會在新興城市與傳統鄉村之間的角色，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教會內部的福音派牧師與掌握權柄的高層勢力，在一系列重要議題上也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這場潛在的危機，很快就被一樁具體的法律案件引爆。 1838 至 1839 年間，奧克特拉德教區(Auchterarderl）成了整場衝突的轉捩點。該教區的會眾依據教會 1834 年通過的《否決法》（Veto Act），投票否決了由世俗贊助人金諾爾伯爵 (Earl of Kinnou) 提名的牧師人選。該伯爵隨即向民事法院提起訴訟，指控教會此舉違法。案件歷經多層級審理，最後由上議院裁定：會眾無權否決贊助人的提名，該權利受民事法律的保障。

這項判決被眾多福音派牧者視為國家法律對教會屬靈事務的嚴重干預，但卻被教會的高層接受。教會原有內部兩派之間的分歧因此急劇升級；經過數年抗爭，最終導致教會徹底分裂。 1843 年 5 月 18 日，在愛丁堡舉行的長老會全國代表會議上（General Assembly）上，福音派與會代表當場集體離席表示抗議，隨後前往坦菲爾德會堂（Tanfield Hall）聚集開會，宣布成立獨立於國教的 “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在這事件中，有三分之一的國教牧職人員，總計 474 人，連同各地教會的大批信徒一同脫離原有體制，加入新成立的自由教會。而這場 「出走」 行動裡最具影響力的福音派領袖，正是伯納大學時期的導師托馬斯・查爾默斯。 （右圖為查爾默斯肖像）

這一在歷史上被稱為蘇格蘭教會「大分裂」（The Disruption） 發生的年份，恰逢伯納在凱爾索牧會的第五年，也是他與未婚妻簡・倫迪（Jane Lundie）的新婚之年。在此之前，他憑藉著出色的講道能力與忠心的牧會服事，早已在教會內外贏得眾人由衷的愛戴。然而在這歷史關頭，他並未因滿足于安穩的現實環境而產生絲毫的遲疑，秉持教會應當堅守屬靈自治的原則立場，毅然追隨導師查爾默斯離開國教，加入自由教會；教會的大多數同工與會眾，也選擇與他一同加入。

（三）事工與詩歌

伯納投身自由教會之後，原有國教的教堂、收入及各類資源一夜之間全然盡失，甚至他還被輿論和世人辱罵成“叛徒”，而新教會的所有事工都要由他負責從頭開始；但他並未因此卻步，反而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到服事之中。沒有現成的教堂，他便以臨時聚會場所堅持敬拜，藉著主日講道​​與日常屬靈關懷，鼓勵會眾在動盪中穩固信仰根基。受到孤立和歧視，他就擴大視野於城市之外，頻繁前往城鎮與農村各地，特別是去蘇格蘭的偏遠邊境地區，主持或參與各類佈道聚會，廣傳福音，並深入到普通百姓家中，傾聽他們的憂慮，透過禱告鼓勵他們信靠並交託主耶穌。 除此之外，他也積極推動自由教會在文化、宣教、慈善與社會關懷中承擔更積極的角色，並參與教會的組織治理與各地植堂工作。

那段時期他先後主編了多份刊物，包括自由教會的 《疆界守望》（The Border Watch），以及福音刊物《預言季刊》、《基督徒寶庫》等。同時，他投入極大心力，撰寫並出版了大量的福音書籍、講章、詩歌、小冊子與護教文章，去回應當時信徒在社會變革中關切的重大議題，勉勵信徒同心合一推動教會的復興。 正是在這般奔走與服事中，他逐漸成為蘇格蘭乃至全英國福音復興運動中，最具重要屬靈影響力的牧者與領袖之一。 1883 年，他被蘇格蘭自由教會推選為當年大會主席（Moderator），這是自由教會體系中最高的榮譽職位。

現在讓我們回到伯納的詩歌創作。早在利斯（Leith）教會擔任助理牧師時，他便開始為青年少年主日學撰寫讚美詩，並發表在當時的《曠野之歌》（Songs for the Wilderness）刊物上。然而，他創作的豐收與成熟階段，乃是在十九世紀的四十至五十年代，特別是他加入到自由教會之後。在那些歲月裡。祂圍繞著基督的救贖、恩典的普世性、得救的確據、與神相交的甘甜、及基督再來的盼望等主題，寫下數百首聖詩；其中就包括我今日要重點介紹的《沒有血，沒有祭壇》（No Blood, No Altar Now）。 （按當時的慣例，詩歌的第一句即為標題；但伯纳在1861年發表该诗歌時將其改成：”The Finished Sacrifice”，即《已成全的獻祭》。全詩共分五節，歌詞與曲譜如下：

 

（四）亮光與旋律

如果僅從文字來看，這首詩與其他作者以 “救恩” 為讚美主題的詩作似乎有些相似，其核心內容也出於聖經，如《希伯來書》9:11-12：“基督不是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然而，當我們將其置於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教會所面臨的處境之中，便能聽見作者在詩句之外更深層的聲音：這不僅是對基督救恩教義的簡單陳述，更是向正處在重建過程中的教會和廣大信徒發出的呼喚 —— 將信仰的重心和依靠重新安放在那位為罪人舍命的基督和祂在十字架上的救贖之上。

我深信伯納在創作時心中有極為清醒的看見：教會當年危機的根源，不只是權柄歸屬和派係是非之爭，乃是信仰中心發生了偏移。因此，他藉著這首詩歌再次強調：耶穌以寶血的一次性獻上，已全然“洗淨人的污穢，清償人的罪債”，教會和信徒從此不但不必再倚靠獻祭來到神面前，更不需要藉助任何外來的幫助，即可 “靠著耶穌被稱為義、得救，得捷”，“大勝地獄、死亡和黑暗勢力”。即便前方依然還要面臨“最疲倦的曠野和最艱難的道路”，但信徒憑藉那「有福的盼望」，「下沉的靈」 必能重新“再起”；因為這盼望並非 “只有一時的美麗，轉眼即已枯殘”，而是指向那 “與寶座一同不朽到永遠” 的榮耀冠冕。唯有如此，新建的教會方可在救恩磐石上站立得穩，信徒才能夠得著真實的生命更新和蛻變。

（下為舊約時代耶路撒冷聖殿內至聖所前的獻祭場所示意圖）

這首詩在流傳過程中有過不同的曲調，但如今成為普及的版本，其作者卻佚名不詳 ；故許多詩集均以伯納長期服事的教會城市“Kelso”來作為調名。這首曲調以平穩易唱的四分音符為架構，節奏舒緩從容，線條明朗流暢；低音呈現沉厚堅實，喻指基督救贖的堅固和安慰；高音則輕揚而上，呼應著信徒對耶穌應許和永恆榮耀的讚美和心中的歡欣，整個旋律不但契合了伯納詩歌中所表達的神學概念，也充分展現了基督救贖的榮美之光。

1866 年，58 歲的伯納離開他牧養長達 28 年的凱爾索教會，前往愛丁堡，擔任以他大學導師名字命名的查爾默斯紀念教會（Chalmers Memorial Church）牧師，一直服事到他生命的終點。

在伯納去世前三年，在他《我們的侍奉：應如何回應時代的議題》一書序言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如今有人擅自編造聖經，去構造迎合自由思想發展的所謂信仰，以品味與文化為導向來安排敬拜，用塑造一位假神來迎合時代不斷膨脹的慾求。這一演變和發展已經如此猖獗和深入，甚至已經達到不加以任何掩飾的程度！」

他的警示至今讀來，依舊振聾發聵。

1889 年 7 月 31 日，伯納在經歷 15 個月的病痛後於愛丁堡安息，身後留下詩歌 600 餘首，其中有近百首被編入各類詩集，流傳至今。

五、結束語

縱觀伯納一生，他所行的路徑有何嘗不是像他在這首《沒有血沒有壇》中所寫的， 一直奔走在“最疲倦的曠野”和“最艱難的道路”上，期間還經歷了常人難忍的錐心之痛：他與妻子生育的九名子女中，有五人先後夭折，而第三個孩子的失去，正是他創作這首詩歌的那年。但他依然矢志不渝，自始至終全然信靠順服那位一次寶血獻祭便成就完全救贖的耶穌基督。祂的生命見證，真實地詮釋了什麼是基督救恩帶給人的終極盼望與信心所在！

親愛的弟兄姊妹，環顧當今世界，除了越來越多地出現了「民攻打民，國攻打國」的末世亂象，教會與信徒同樣也面對著越發複雜的內外環境和各種挑戰，包括逼迫、撕裂、紛爭、攪擾、世俗的誘惑、虛假福音的氾濫、以及假牧師的猖獗，等等；信仰的考驗真實地發生在你我身上。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從伯納的生命見證及詩歌中的信心和仰望得到啟示和激勵。

願弟兄姊妹在奔走天路過程中遇到各種困惑、坎坷和挑戰時，記得我們所依靠的，不是自己，不是世間任何的勢力或人物，亦非世上各種有形的物質力量，而是那位已然得勝的主和祂已經成全的救贖恩典，因為祂的信實何等廣大，祂的應許依然夠用，祂的恩典永不落空！願主耶穌的恩典和應許成為我們每一天的生命根基與力量源泉，直到祂榮耀再來！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