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和分裂时代的盼望：诗歌《没有血、没有坛》创作背景及作者生命见证
作者：徐彬
摘要
本文聚焦于十九世纪苏格兰福音复兴运动与自由教会的重要领导者及圣诗诗人霍拉修斯·伯纳的生命历程，追溯其信仰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他于1843年在苏格兰教会大分裂时毅然加入自由教会的历史抉择，以及在失去了国教原有的一切资源后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扎根牧养、拓展福音的事工轨迹；并重点剖析其代表作《没有血，没有坛》的神学理念和创作背景，以及该诗歌对当代教会与信徒的属灵启示。其中许多相关历史资料在华文圣诗介绍领域是第一次披露。
（一）家传与师承
1808 年 12 月 19 日，一个男婴在爱丁堡老布劳顿区（Old Broughton） 帕特森巷（Paterson’s Court）的一户人家里呱呱落地。父亲詹姆斯・伯纳（James Bonar）给他取名为霍拉修斯（Horatius Bonar/ 以下简称“伯纳”)。彼时谁也无法预料，这个诞生于一个税务法律官员家的孩子，成年后会成为 19 世纪苏格兰福音复兴运动中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和知名牧者。
（左上图是伯纳晚年的肖像）
伯纳的家族其实是个牧者世家—— 历代男子中作为牧师在苏格兰长老会服事的历史已经延续了三百余年。其中他的祖父约翰・伯纳（John Bonar）尤被人称道。他虽因身体残疾无法骑马出行，却以四处布道的影响力广为人知。有一次，为主持一场重要的复兴聚会，他独自徒步二十三英里，从托皮琴赶赴坎布斯朗，在两万余名听众面前证道，不仅感动了在场的无数人，也因此成为子孙后代心目中景仰的属灵典范。
伯纳的父亲成年后，因为家中已有几位兄弟投身牧职，故选择了进入政府行政部门，成为一名税务总署的律师（Solicitor of Excise），并逐渐崭露头角，以公正和博学在专业和社会上广受人们尊敬。不过即便从事了世俗职业，家族跨越数代的信仰传承，仍潜移默化地浸润在他的生命里，并折射在他对家中每个孩子的培养过程中。
伯纳的母亲是玛乔丽・梅特兰（Marjory P. Maitland）。她同样出身牧师之家，性情温柔敏感、富有怜悯心，亦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作家与诗人。除了悉心打理家务，她还以日常的祷告、读经以及对子女的谛谑教导，维系著家中日常的属灵生活，让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敬虔的氛围之中。 家族的信仰传承、父母亲身上的鲜明特质与言教，在伯纳的成长过程中相互交织，既为他埋下了深刻的信仰种子，更对他日后的性情塑造与人生价值观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伯纳十二岁那年，父亲因病离世。这一变故，让年少的他过早肩负起责任、直面未来的世界。三年后，他不负父亲生前期望，以优异成绩考入苏格兰最高学府 —— 爱丁堡大学，主修神学。在校期间，他成为著名神学家托马斯・查尔默斯（Thomas Chalmers）最赏识的学生之一。 查尔默斯的神学观、服事热忱以及与对教会的美好愿景，深深烙印在伯纳心中，不仅为他预备了成为一名牧者所需的坚实神学根基，更为他日后成为苏格兰教会复兴运动中叱吒风云的领军人物、亲历和见证十九世纪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下图为今日爱丁堡大学神学院的主体建筑）
（二）分裂与抉择
在神学院完成装备训练之后，伯纳先在利斯（Leith) 一家教会担任助理牧师，负责青少年主日学的教学。四年后他被正式按立为长老会的牧师，前往罗克斯伯勒郡的凯尔索北堂教会（North Church, Kelso, Roxburgh）服事，就此开启他的牧师生涯。
那个时代的苏格兰虽然早已与英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宗教制度上仍保有独立的国教体系，即长老会（英格兰的国教则为圣公会）。在长期政教合一体制的影响下，教会高层的专权、保守及官僚、政治化等制度性积弊逐渐彰显出来。而彼时的社会正处于社会剧烈变动带来的多重压力之下：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与接踵而来的政治改革，不断重塑著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公共舆论；教会在新兴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角色，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教会内部的福音派牧师与掌握权柄的高层势力，在一系列重要议题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场潜在的危机，很快就被一桩具体的法律案件引爆。 1838 至 1839 年间，奥克特拉德教区(Auchterarderl）成了整场冲突的转捩点。该教区的会众依据教会 1834 年通过的《否决法》（Veto Act），投票否决了由世俗赞助人金诺尔伯爵 (Earl of Kinnou) 提名的牧师人选。该伯爵随即向民事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教会此举违法。案件历经多层级审理，最后由上议院裁定：会众无权否决赞助人的提名，该权利受民事法律的保障。
这项判决被众多福音派牧者视为国家法律对教会属灵事务的严重干预，但却被教会的高层接受。教会原有内部两派之间的分歧因此急剧升级；
经过数年抗争，最终导致教会彻底分裂。 1843 年 5 月 18 日，在爱丁堡举行的长老会全国代表会议上（General Assembly）上，福音派与会代表当场集体离席表示抗议，随后前往坦菲尔德会堂（Tanfield Hall）聚集开会，宣布成立独立于国教的 “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在这事件中，有三分之一的国教牧职人员，总计 474 人，连同各地教会的大批信徒一同脱离原有体制，加入新成立的自由教会。而这场 「出走」 行动里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正是伯纳大学时期的导师托马斯・查尔默斯。 （右图为查尔默斯肖像）
这一在历史上被称为苏格兰教会「大分裂」（The Disruption） 发生的年份，恰逢伯纳在凯尔索牧会的第五年，也是他与未婚妻简・伦迪（Jane Lundie）的新婚之年。在此之前，他凭借著出色的讲道能力与忠心的牧会服事，早已在教会内外赢得众人由衷的爱戴。然而在这历史关头，他并未因满足于安稳的现实环境而产生丝毫的迟疑，秉持教会应当坚守属灵自治的原则立场，毅然追随导师查尔默斯离开国教，加入自由教会；教会的大多数同工与会众，也选择与他一同加入。
（三）事工与诗歌
伯纳投身自由教会之后，原有国教的教堂、收入及各类资源一夜之间全然尽失，甚至他还被舆论和世人辱骂成“叛徒”，而新教会的所有事工都要由他负责从头开始；但他并未因此却步，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服事之中。没有现成的教堂，他便以临时聚会场所坚持敬拜，借着主日讲道与日常属灵关怀，鼓励会众在动荡中稳固信仰根基。受到孤立和歧视，他就扩大视野于城市之外，频繁前往城镇与农村各地，特别是去苏格兰的偏远边境地区，主持或参与各类布道聚会，广传福音，并深入到普通百姓家中，倾听他们的忧虑，透过祷告鼓励他们信靠并交托主耶稣。 除此之外，他也积极推动自由教会在文化、宣教、慈善与社会关怀中承担更积极的角色，并参与教会的组织治理与各地植堂工作。
那段时期他先后主编了多份刊物，包括自由教会的 《疆界守望》（The Border Watch），以及福音刊物《预言季刊》、《基督徒宝库》等。同时，他投入极大心力，撰写并出版了大量的福音书籍、讲章、诗歌、小册子与护教文章，去回应当时信徒在社会变革中关切的重大议题，勉励信徒同心合一推动教会的复兴。 正是在这般奔走与服事中，他逐渐成为苏格兰乃至全英国福音复兴运动中，最具重要属灵影响力的牧者与领袖之一。 1883 年，他被苏格兰自由教会推选为当年大会主席（Moderator），这是自由教会体系中最高的荣誉职位。
现在让我们回到伯纳的诗歌创作。早在利斯（Leith）教会担任助理牧师时，他便开始为青年少年主日学撰写赞美诗，并发表在当时的《旷野之歌》（Songs for the Wilderness）刊物上。然而，他创作的丰收与成熟阶段，乃是在十九世纪的四十至五十年代，特别是他加入到自由教会之后。在那些岁月里。祂围绕着基督的救赎、恩典的普世性、得救的确据、与神相交的甘甜、及基督再来的盼望等主题，写下数百首圣诗；其中就包括我今日要重点介绍的《没有血，没有祭坛》（No Blood, No Altar Now）。 （按当时的惯例，诗歌的第一句即为标题；但伯纳在1861年发表该诗歌时将其改成：”The Finished Sacrifice”，即《已成全的献祭》。全诗共分五节，歌词与曲谱如下：
（四）亮光与旋律
如果仅从文字来看，这首诗与其他作者以 “救恩” 为赞美主题的诗作似乎有些相似，其核心内容也出于圣经，如《希伯来书》9:11-12：“基督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然而，当我们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教会所面临的处境之中，便能听见作者在诗句之外更深层的声音：这不仅是对基督救恩教义的简单陈述，更是向正处在重建过程中的教会和广大信徒发出的呼唤 —— 将信仰的重心和依靠重新安放在那位为罪人舍命的基督和祂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上。
我深信伯纳在创作时心中有极为清醒的看见：教会当年危机的根源，不只是权柄归属和派系是非之争，乃是信仰中心发生了偏移。因此，他借着这首诗歌再次强调：耶稣以宝血的一次性献上，已全然“洗净人的污秽，清偿人的罪债”，教会和信徒从此不但不必再倚靠献祭来到神面前，更不需要借助任何外来的帮助，即可 “靠着耶稣被称为义、得救，得捷”，“大胜地狱、死亡和黑暗势力”。即便前方依然还要面临“最疲倦的旷野和最艰难的道路”，但信徒凭借那「有福的盼望」，「下沉的灵」 必能重新“再起”；因为这盼望并非 “只有一时的美丽，转眼即已枯残”，而是指向那 “与宝座一同不朽到永远” 的荣耀冠冕。唯有如此，新建的教会方可在救恩磐石上站立得稳，信徒才能够得着真实的生命更新和蜕变。
（下为旧约时代耶路撒冷圣殿内至圣所前的献祭场所示意图）
这首诗在流传过程中有过不同的曲调，但如今成为普及的版本，其作者却佚名不详 ；故许多诗集均以伯纳长期服事的教会城市“Kelso”来作为调名。这首曲调以平稳易唱的四分音符为架构，节奏舒缓从容，线条明朗流畅；低音呈现沉厚坚实，喻指基督救赎的坚固和安慰；高音则轻扬而上，呼应着信徒对耶稣应许和永恒荣耀的赞美和心中的欢欣，整个旋律不但契合了伯纳诗歌中所表达的神学概念，也充分展现了基督救赎的荣美之光。
1866 年，58 岁的伯纳离开他牧养长达 28 年的凯尔索教会，前往爱丁堡，担任以他大学导师名字命名的查尔默斯纪念教会（Chalmers Memorial Church）牧师，一直服事到他生命的终点。
在伯纳去世前三年，在他《我们的侍奉：应如何回应时代的议题》一书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今有人擅自编造圣经，去构造迎合自由思想发展的所谓信仰，以品味与文化为导向来安排敬拜，用塑造一位假神来迎合时代不断膨胀的欲求。这一演变和发展已经如此猖獗和深入，甚至已经达到不加以任何掩饰的程度！」
他的警示至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1889 年 7 月 31 日，伯纳在经历 15 个月的病痛后于爱丁堡安息，身后留下诗歌 600 余首，其中有近百首被编入各类诗集，流传至今。
五、结束语
纵观伯纳一生，他所行的路径有何尝不是像他在这首《没有血没有坛》中所写的， 一直奔走在“最疲倦的旷野”和“最艰难的道路”上，期间还经历了常人难忍的锥心之痛：他与妻子生育的九名子女中，有五人先后夭折，而第三个孩子的失去，正是他创作这首诗歌的那年。但他依然矢志不渝，自始至终全然信靠顺服那位一次宝血献祭便成就完全救赎的耶稣基督。祂的生命见证，真实地诠释了什么是基督救恩带给人的终极盼望与信心所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环顾当今世界，除了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末世乱象，教会与信徒同样也面对着越发复杂的内外环境和各种挑战，包括逼迫、撕裂、纷争、搅扰、世俗的诱惑、虚假福音的泛滥、以及假牧师的猖獗，等等；信仰的考验真实地发生在你我身上。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从伯纳的生命见证及诗歌中的信心和仰望得到启示和激励。
愿弟兄姊妹在奔走天路过程中遇到各种困惑、坎坷和挑战时，记得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不是世间任何的势力或人物，亦非世上各种有形的物质力量，而是那位已然得胜的主和祂已经成全的救赎恩典，因为祂的信实何等广大，祂的应许依然够用，祂的恩典永不落空！愿主耶稣的恩典和应许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根基与力量源泉，直到祂荣耀再来！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