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和分裂时代的盼望:诗歌《没有血、没有坛》创作背景及作者生命见证
作者:徐彬
摘要
本文聚焦十九世纪苏格兰福音复兴运动与自由教会的重要领军人物及圣诗诗人霍拉修斯·伯纳的生命历程,追溯其信仰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他于1843年在苏格兰教会大分裂时毅然加入自由教会的历史抉择,以及在失去了国教原有的一切资源后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扎根牧养、拓展福音的事工轨迹;并重点剖析其代表作《没有血,没有坛》的神学理念和创作背景,以及该诗歌对当代教会与信徒的属灵启示。其中许多相关历史资料在华文圣诗介绍领域是第一次披露。
(一)家传与师承
1808 年 12 月 19 日,一个男婴在爱丁堡老布劳顿区(Old Broughton) 帕特森巷(Paterson’s Court)的一户人家里呱呱落地。父亲詹姆斯・伯纳(James Bonar)给他取名为霍拉修斯(Horatius Bonar/ 以下简称“伯纳”)。彼时谁也无法预料,这个诞生于一个税务法律官员家的孩子,成人后会成为 19 世纪苏格兰福音复兴运动中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和知名牧者。
(左上图是伯纳晚年的肖像)
伯纳的家族其实是一个牧者世家—— 历代男子中作为牧师在苏格兰长老会服事的历史已经延续了三百余年。其中他的祖父约翰・伯纳(John Bonar)尤被人称道。他虽因身体残疾无法骑马出行,却以四处奔走布道的身影广为人知。有一次,为主持一场重要的复兴聚会,他独自徒步二十三英里,从托皮琴赶赴坎布斯朗,在两万余名听众面前证道,不但感动了在场的无数人,也因此成为子孙后代心目中景仰的属灵典范。
伯纳的父亲成年后,因为家中已有几位兄弟投身牧职,故选择了进入政府行政部门,成为一名税务总署的律师(Solicitor of Excise),并逐渐崭露头角,以公正和和博学在专业和社会上受人尊敬。不过即便从事了世俗职业,家族跨越数代的信仰传承,仍潜移默化地浸润在他的生命里,并折射在他对家中每个孩子的培养过程中。
伯纳的母亲是玛乔丽・梅特兰(Marjory P. Maitland)。她同样出身牧师之家,性情温柔敏感、富有怜悯心,亦是一位颇有才华的作家与诗人。她除了悉心打理家务,还以日常的祷告、读经以及对子女的谆谆教导,维系着家中日常的属灵生活,让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敬虔的氛围之中。 家族的信仰传承、父母亲身上的鲜明特质与言传身教,在伯纳的成长过程中相互交织,既为他埋下了深刻的信仰种子,更对他日后的性情塑造与人生价值观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伯纳十二岁那年,父亲因病离世。这一变故,让年少的他过早肩负起责任、直面未来的世界。三年后,他不负父亲生前期望,以优异成绩考入苏格兰最高学府 —— 爱丁堡大学,主修神学。在校期间,他成为著名神学家托马斯・查尔默斯(Thomas Chalmers)最赏识的学生之一。(左图为查尔默斯头像)查尔默斯的神学观、热忱以及与对教会的美好愿景,深深烙印在伯纳心中,不仅为他预备了成为一名牧者所需的坚实神学根基,更为他日后成为苏格兰教会复兴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亲历十九世纪诸多历史重大事件,奠定了稳固的根基。
(下图为今日爱丁堡大学神学院的主体建筑)

(二)分裂与抉择
在神学院完成装备训练之后,伯纳先是在利斯(Leith) 一家教会担任助理牧师,负责青少年主日学的教学。四年后他被正式按立为长老会的牧师,前往罗克斯伯勒郡的凯尔索北堂教会(North Church, Kelso, Roxburgh)服事,就此开启他的牧师生涯。
那个时代的苏格兰虽然早已与英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宗教制度上仍保有独立的国教体系,即长老会(而英格兰的国教则为圣公会)。在长期政教合一体制的影响下,教会高层的专权、保守即泛政治化等制度性积弊逐渐彰显出来。而彼时的社会正处在社会剧烈变动带来的多重压力之下: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与接踵而来的政治改革,不断重塑着原有的社会结构与公共舆论;教会在新兴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角色,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教会内部的福音派牧师与掌握权柄的高层势力,在一系列重要议题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一潜在危机,很快被一桩具体的法律案件引爆。1838 至 1839 年间,奥克特拉德教区(Auchterarderl)成为整场冲突的转折点。该教区的会众依据教会 1834 年大会通过的《否决法》(Veto Act),投票否决了由赞助人金诺尔伯爵 (Earl of Kinnou) 提名的牧师人选。该伯爵随即向民事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教会此举违法。案件历经多级审理,最终由上议院裁定:会众无权否决世俗赞助人的提名,该权利受民事法律的保障。
这一判决被众多福音派牧者视为国家法律对教会属灵事务的严重干预,但却被教会的高层接受。教会原有内部两派之间的分歧因此急剧升级。经过数年抗争,最终导致教会彻底分裂。1843 年 5 月 18 日,在爱丁堡举行的长老会全国代表会议上(General Assembly)上,福音派与会代表当场集体离席表示抗议,随后前往坦菲尔德会堂(Tanfield Hall)聚集开会,宣布成立独立于国教的 “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
在这一事件中,有三分之一的国教牧职人员,总计 474 人,连同各地教会的大批信徒一同脱离原有体制,加入新成立的自由教会。而这场 “出走” 行动里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正是伯纳大学时期的导师托马斯・查尔默斯。(右图为查尔默斯肖像)
这一史上被成为苏格兰教会“大分裂” 发生的年份,恰逢伯纳在凯尔索牧会的第五年,也是他与未婚妻简・伦迪(Jane Lundie)新婚之年。在此之前,他凭借出色的讲道能力与忠心的牧会服事,早已在教会内外赢得会众由衷的爱戴。然而面对这一历史关头,他并未因安稳的现实环境产生丝毫的迟疑,毅然秉持教会应当坚守属灵自治的原则立场,追随导师查尔默斯加入自由教会;教会的大多数同工与会众,也选择与他一同加入。
(三)事工与诗歌
伯纳投身自由教会之后,原有国教的教堂、收入及各类资源一夜之间全然尽失,甚至还被舆论和世人辱骂成“叛徒”,而新教会的所有事工都要由他负责从头开始;但伯纳并未因此却步,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服事之中。没有现成的教堂,他便以临时聚会场所坚持敬拜,借着主日讲道与日常属灵关怀,鼓励会众在动荡中稳固信仰根基。受到孤立和歧视,他就扩大视野于城市之外,频繁前往城镇与农村各地,特别是苏格兰的偏远边境地区,主持或参与各类布道聚会,广传福音;又四处深入普通百姓家中,倾听他们的忧虑,通过祷告鼓励他们信靠并交托主耶稣。 除此以外,他还积极推动自由教会在文化、宣教、慈善与社会关怀中承担更积极的角色,并参与教会的组织治理与各地植堂工作。
那段时期他先后过主编多份刊物,包括自由教会的 《疆界守望》(The Border Watch),以及福音刊物《预言季刊》、《基督徒宝库》等。同时,他投入极大心力,撰写并出版了大量的福音书籍、讲章、诗歌、小册子与护教文章,去回应当时信徒在社会变革中关切的重大议题,勉励信徒同心合一推动教会的复兴。 正是在这般奔走与服事中,他逐渐成为苏格兰乃至全英国福音复兴运动中,最具重要属灵影响力的牧者与领袖之一。1883 年,他被苏格兰自由教会推选为当年大会主席(Moderator),这是自由教会体系中最高的荣誉职位。
现在让我们回到伯纳的诗歌创作。他自早年在利斯(Leith)教会担任助理牧师时,便开始为青年少年主日学撰写赞美诗歌,并发表在当时的《旷野之歌》(Songs for the Wilderness)刊物上。然而,他创作的丰收与成熟阶段,乃是在十九世纪的四十至五十年代,特别是他加入到自由教会之后。在那些岁月里。他围绕着基督的救赎、恩典的普世性、得救的确据、与神相交的甘甜、及基督再来的盼望等主题。写下数百首圣诗;其中就包括我今日要重点介绍的《没有血,没有坛》(No Blood, No Altar Now)。(该诗名是按当时的圣诗惯例,取诗歌的第一句歌词为标题;伯纳在1861年发表时将其改成:”The Finished Sacrifice”,即“已成全的献祭“)”。 全诗共分五节,歌词与曲谱如下:

(四)亮光与旋律
如果仅从文字来看,这首诗歌与其他作者以 “救恩” 为赞美主题的诗作似乎有些相似,其精意也出于圣经,如《希伯来书》9:11-12:“基督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然而,当我们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教会所面临的处境之中,便能听见作者在诗句之外更深层的声音:这不仅是对基督救恩教义的简单陈述,更是向正处在重建过程中的教会和广大信徒发出的呼唤 —— 将信仰的重心和依靠重新安放在那位为罪人舍命的救主,以及祂十字架宝血的救赎之上。
我深信伯纳在创作时心中有极为清醒的看见:教会当年危机的根源,并不只是权柄归属和派系是非之争,乃是信仰中心发生了偏移。因此,他借着这首诗歌再次强调:耶稣以宝血的一次性献上,已全然“洗净人的污秽,清偿人的罪债”,教会和信徒从此不但不必再倚靠献祭来到神面前,更不需要借助任何外来的帮助,即可 “靠着耶稣被称为义、得救,大胜地狱、死亡、黑暗势力”;即便信徒此刻仍行走在 “最疲倦的旷野、最艰难的道路上”,因着那 “有福的盼望”,“下沉的灵” 必能重新兴起。这盼望并非 “只有一时的美丽,转眼即已枯残”,而是指向那 “与宝座一同不朽到永远” 的荣耀冠冕。唯有如此,新建的教会方可在救恩磐石上站立得稳,信徒才能够得着真实的生命更新和蜕变。
(下为旧约时代耶路撒冷圣殿内至圣所前的献祭场所示意图)

这首诗歌在流传过程中有过不同的曲调,但如今成为普及的版本,其作者却佚名不详 ;故许多诗集均以伯纳长期服事的教会城市“Kelso”来作为调名。该曲调以平稳易唱的四分音符为构架,节奏舒缓从容,线条明朗流畅;低音呈现沉厚坚实,喻指基督救赎的坚固和安慰;高音则轻扬而上,呼应着信徒对耶稣应许和永恒荣耀的赞美和心中的欢欣,整个旋律不但契合了伯纳诗歌中所表达的神学理念,也充分展现了基督救恩的荣美之光。
1866 年,58 岁的伯纳离开他牧养长达 28 年的凯尔索教会,前往爱丁堡,担任以他大学导师名字命名的查尔默斯纪念教会(Chalmers Memorial Church)牧师,一直服事到他生命的终点。
伯纳去世前三年,在他《我们的侍奉:应如何回应时代的议题》一书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如今有人擅自编造圣经,去构造迎合自由思想发展的所谓信仰,以品味与文化为导向来安排敬拜,用塑造一位假神来迎合时代不断膨胀的欲求。这一演变和发展已经如此猖狂和深入,甚至已经达到不加以任何掩饰的程度!”
他的警示至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
1889 年 7 月 31 日,伯纳在经历 15 个月的病痛后于爱丁堡安息,身后留下诗歌 600 余首,其中有近百首被编入各类诗集,流传至今。
五、结束语
纵观伯纳一生,他所行的路径有何尝不是像他在这首《没有血没有坛》中所写的, 一直行在“最疲倦的旷野”和“最艰难的道路”上,期间还经历了常人难忍的锥心之痛:他与妻子生育的九名子女,有五人先后夭折,而第三个孩子的失去,正是发生在他创作这首诗歌的同一年。可他依然矢志不渝,自始至终全然信靠顺服那位一次宝血献祭便成就完全救赎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见证,真实地诠释了基督救恩带给人的终极盼望和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环顾当今世界,除了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末世乱象,教会与信徒同样也面对着越发复杂的内外环境和各种挑战,包括逼迫、撕裂、纷争、搅扰、世俗的诱惑、虚假福音的泛滥、以及假牧师的猖獗,等等,信仰的考验真实地发生在你我身上。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需要从伯纳的人生见证及诗歌中的信心和仰望得到启示和激励。
愿弟兄姐妹在奔走天路过程中遇到各种困惑、坎坷和挑战时,记得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不是世间任何的势力或人物,亦非世上各种有形的物质力量,而是那位已然得胜的主和祂已经成全的救赎恩典,因为祂的信实何等广大,祂的恩典依然够用,祂的应许永不落空!愿主耶稣的恩典和应许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根基与力量源泉,直到祂荣耀再来!阿们!




五十五岁那年,神的呼召终于临到穆特身上,他成了一名全职的传道人。按立后他来到英格兰萨塞克斯的雷霍博特浸信会(Rehoboth Baptist Church)当牧师,在那里牧养教会长达二十一年。期间他以忠心与真诚服事神,并凭借扎实的圣经教导、温暖的肢体关怀和个人的美好见证,深深影响了会众属灵生命的成长,使雷霍博特教会成为一个坚固的属灵家园;他也因此深受弟兄姊妹的敬重与爱戴。




婚后这对年轻的夫妇一直没有停止他们过去的精神探索之路,也去过好几个教会。但每当牧师讲到耶稣的神性时,他们就会离开,直到在一年半后的某一天,一位名叫肯·古利克森(Kenn Gulliksen)的人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叫“葡萄园”的家庭查经班(Vineyard Bible Study;后发展成为“葡萄园教会”)。就在那天晚上格林被圣灵感动,欣然举手决志,承认自己是个得罪神的罪人,愿将生命交托于耶稣基督。当梅洛蒂看到丈夫决志时也有心动,一度想举起手来;但一想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和家族当年受迫害的历史,便在犹豫中放弃了。但到了第二周查经时,她和丈夫一样勇敢回应了福音的呼召,承认耶稣就是圣经中犹太人数千年所盼望的那位救主弥赛亚。几个月后他们双双在附近的海水中完成了受洗;从那一刻起,他们的生命彻底得以转变,成为在基督里重生的犹太信徒。

方式使大卫的祷告成为全诗的焦点,并通过不断重复及如泣如诉的旋律,去突出大卫向神认罪、悔改、祈求时发自内心的那份恳切与谦卑,以及愿意洁净自己,继续亲近神事奉神的真诚和坚定,从而使其成为祷告诗歌中的难得佳作。
莱恩菲尔德。因家境贫寒,他少年时需在农忙季节协助家中农务,仅在冬季才能前往学校就读。16岁那年他进入相当于大学预科的沃基根学院(Wauconda Academy)学习。毕业后他先是在沃基达的一家学校担任了一段时期老师,接着在1858年被密歇根大学正式录取,成为一名医科专业的学生。眼看长久以来期望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的梦想在不远的将来即将成真,然而就在读医期间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以至于他不得不中途休学。
接着我来介绍这位韦伯斯特。他1819年出生于美国新罕布夏州的曼彻斯特附近,自幼就展现出非凡的音乐天赋,通过自学就掌握了小提琴、长笛与打击乐器的演奏技巧。完成初中教育后他进入位于家乡不远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Academy)。这是一所成立于1818年的私立预科学校,以注重文学与艺术教育而闻名;在这里,韦伯斯特初步接受了学术与音乐训练,为他日后走上专业音乐之路打下了必要的基础。1840年,他前往波士顿音乐学院深造,师从美国圣乐教育改革的先驱洛厄尔·梅森(Lowell Mason)与乔治·詹姆斯·韦布(George J. Webb)等大师。毕业后他一度活跃于美国东北部的音乐界,指挥过一个名为“欧洲人”的四重奏乐团,并作为歌手在各地巡回演出,深受观众喜爱。




神学院毕业之后艾克理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州的几家教会担任牧师。在服事中他将自己深厚的音乐造诣融合在教会的敬拜之中,不断探索如何用诗歌和音乐去表达福音的真理,见证那荣耀和复活的基督。在他的带领之下,教会的每一次主日敬拜都成了会众的属灵盛宴。



这段迟来的婚姻似乎给海伦带来了幸运;1911年当她带着德国丈夫返回美国后很快在乐坛上崭露头角,成为一个全美国知名的音乐家。她频繁在各地举办巡回音乐会,甚至还特地被邀请前往军营慰劳士兵,演唱流行爱国歌曲,所到之处都大受欢迎。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也始终没有忘记将她的恩赐用来事奉主,不但经常在各地的教会演唱圣诗,而且还创作了许多赞美诗歌。因她在声乐方面的突出才华,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特地聘请她担任学院的声乐教授;同时穆迪布道团队的诗班指挥,著名圣乐家桑迪也专门请她来带领一个女子合唱团。除此之外,她还创作了不少福音文学作品,其中一本儿童读物《圣经的故事》一度还成了全美当时的畅销书。
1888年3月,伊莎贝拉和另外两个同样出身于富裕家庭出身的女性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她们三个人都不懂阿拉伯语,也不认识任何一个当地人;甚至因为过去在家里有专门的佣人她们从来都没有做过家务。但就这样,这三个单身女性来到了这片贫穷、落后,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沙漠国家,从头做起开拓针对阿拉伯妇女的宣教事工。其中的一位女性在不久之后就因无法忍受恶劣环境而返回英国,但伊莎贝尔却一直坚持了40年之久。


傅尔敦是在加入这家教会的第二年完成的受浸仪式。一年后他又进了由教会创立的“牧师学院”(“Pastors’ College”,后来改名为“Spurgeon’s College”,即“司布真学院”)接受神学装备,他也因此成了司布真的学生。在此期间,司布真的神学理念、讲道风格,以及对福音传播的热忱不但深深地感染了他,也给他后来的生命轨迹带来重大的影响。









《永不弃我的爱》诗歌发表后为其完成谱曲的是阿尔伯特·皮斯 (Albert L. Peace1844-1912) 。皮斯从小是一名音乐神童,六岁开始学习管风琴,九岁时就成了当地教堂的管风琴琴师。他从未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后来却成为苏格兰著名的管风琴大师和作曲家。(一些中英文文章误将其说成是牛津大学毕业的音乐博士)麦瑟森对他的创作有过很高的评价,甚至将这首诗歌之所以成名的原因归功于他创作的音乐。
诗歌与亮光

从约翰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父亲在身上的种种影响。他19岁时就大学毕业,又继续念完了硕士学位,弥补了他父亲当年作为新移民无力接受大学教育的缺憾。毕业后因他所学的一直是文学,故先去了纽约时报担任记者;但那时他的心愿还是想去报考哈佛法学院,有朝一日能和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好律师。然而经过两年下来的思考沉淀,最后他还是下决心放弃去攻读法律,改为直接在纽约的圣公会总神学院学习神学,以实践自己一辈子服事神的心志。在这决策的背后,人们似乎又可以看到其父亲经历中的某个缩影。
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