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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引言：1945年4月9日，德國納粹位於巴伐利亞州費希特爾山脈地區弗洛森堡集中營裏的人似乎已經可以從遠處聽到盟軍越過萊茵河向德國境內挺進傳來的炮聲。此刻天還沒有完全亮，在一間牢房裏黨衛軍看守正在匆忙對一名囚犯宣讀死刑判決。在场的一位集中營醫生費舍爾-惠爾琴斯（H. fischer – huellstrings）见证了以下的一幕：那位囚犯聽完判決後臉上沒有顯露出絲毫的恐慌。他安靜地接受了黨衛軍提出的羞辱性要求，脫光了身上全部的衣服，然後跪下來極其虔誠地向神禱告。接著他被帶到了刑場，他又再一次低頭做了一次簡短的禱告，然後從容登上絞刑架，慷慨就義….。

這一天離該集中營被盟軍解放只相差了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後希特勒在柏林帝國總理府地堡內自殺；5月7日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這位倒在二戰勝利黎明前夕的男人就是今天我要介紹的這首《所有美善力量》詩歌作者，集大學教授、神學家、新教牧師、反希特勒雙面特工、殉道者於一身的德國傳奇人物迪特裏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潘霍華出生於1906年2月4日，是家中八個孩子中的老么。他的家族是知識份子世家。祖父曾做過德國的地方法官，父親卡爾·邦霍費爾(Karl Bonhoeffer)更是國內精神病學和神經學領域的著名權威。母親保拉·邦霍費爾(Paula Bonhoeffer)本人是一名教師，其祖父是德國著名的神學倫理學家，父親卡爾·阿爾弗雷德·馮·哈斯還做過德皇凱撒威廉二世的宮廷牧師。

潘霍華從小就顯得比同齡的孩子興趣更為廣泛，聰穎過人，特別是彈得一手好鋼琴。可到他中學畢業後突然開始將注意力轉向神學，報考了柏林蒂賓根大學就讀神學；在那裏完成了相當於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的國家考試後又進入柏林大學攻讀神學博士專業，直到1927年獲得博士學位，而那年他才年僅21歲。

當潘霍華決定要就讀神學時，原本看好他音樂天賦大好前景的父母親一度非常失望，認為對兒子而言，將來一輩子要“過一個平靜又平淡的牧師生活幾乎必将是一種遺憾”；多年後他父母親才明白他們當時的想法是大錯特錯，而導致後來這一切變化的初因離不開潘霍華在1930年的美國之行。

因為潘霍華博士畢業時過於年輕，還不符合德國可授予神職的條件，因此他先去了西班牙巴賽隆納一家德人教會擔任了一段時間助理牧師，然後又在1930年作為交換學生前往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短期深造。在紐約雖然只待了一年時間，但卻給他後來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

下圖照片分別是紐約阿比西尼亞浸信會教堂的內外場景及非裔牧師老亞當·克萊頓·鮑威爾▼

在學校裏他因為師從同一個導師而認識了黑人學生弗蘭克·費舍爾；後者又介紹他去離學校不遠的紐約哈萊姆黑人區的阿比西尼亞浸信會教堂(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 去教主日學課程。因此機緣，他認識了教會的非裔牧師老亞當·克萊頓·鮑威爾( Adam Clayton Powell Sr. )。老亞當不但是一名講道極具感染力的出色牧師，也是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重要成員；他曾在1917年7月與其他教會領袖和民權活動家一起發起過抗議針對黑人暴力事件的大規模遊行，是一名主張社會普世福音，反對種族歧視的身體力行者。在紐約的這段期間潘霍華深受老亞當的影響，並且促使他進一步思考今後德國教會對融合不同種族所應有的責任。

1931年從美國回到德國後，潘霍華即被柏林大學聘請作為系統神學課的講師，同時也被路德宗教會正式授予柏林聖馬太教堂（St. Matthew’s Church）牧師的聖職。而此刻的德國又正處於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即希特勒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前夜。

1932年7月在德國舉行的第6屆國會選舉中，由阿道夫·希希特勒领導的納粹組織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成了議會的最大黨派。半年後希特勒又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為 總理，標誌著納粹主義正式統治了整個德國。希特勒上臺後不久就將其魔爪伸向教會，在全國發起了所謂的“德意志帝國教會統一”運動，企圖將原本比較分散的各大教會宗派統一到納粹主義的軌道上來，並在教會中強行推行包括廢除舊約，將納粹標誌與十字架並列作為敬拜對象，以及“去猶太化”等種種明顯敵基督的法西斯措施。

面臨這樣的環境，德國的許多教會和會眾都屈服於希特勒的淫威，成為暴政下的“順民”，某些上層人物甚至還成為其政策的擁戴者和代言人；然而此時的潘霍華卻勇敢地站出來，以罕見的大無畏精神和實際行動來抵制希特勒染指教會的陰謀和企圖。

1933年1月希特勒剛就任總理兩天，潘霍華就公開發表廣播講話，告誡信徒要區別“領袖（Führer）”和“引誘者”（Verführer）”的不同，並且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民眾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領袖變成偶像。而領袖也往往樂於接受崇拜；久而久之，這種人越來越善於迷惑群眾，把自己偶像化，奪取神的地位”；

同年4月，他又首次以教會牧師的身份發出反對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聲音，聲明“受洗的猶太人是我們教會的成員”；教會不能成為“把受害者綁在輪子上戰車的一個輻條”；教會“不僅要為那些倒在國家戰車車輪下的人包紮傷口，而且還要擋住車輪的轉動！”

1934年他參與發起成立不受當局控制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並擔任其主要發言人；同時他還負責組建認信教會在肯瓦爾德的神學院，專門培訓認信教會的牧師。兩年後該教會被法西斯當局宣佈為非法，神學院也隨之被取締；但他仍然通過舉辦地下“遊走神學院”的方式，繼續在德國的東部地區進行牧師培訓計畫直到1940年。

作為一位牧師潘霍華之所以敢於在那個時期以罕見的勇氣站出來譴責抵制希特勒的陰謀企圖，支撐他的重要信仰理念是他在1937年所寫的《做門徒的代價》(The Cost of disciple)一書所表達的兩種“恩典觀”。在這本書中他這樣寫道：“‘廉價的恩典’（cheap grace）是只要恩典，不為門徒；只要恩典，不要十架；只要恩典，不要道成肉身的耶穌”；“這種‘恩典’只講寬恕而不需要悔改，只想洗禮而不要教會紀律，只有聖餐而不需要認罪。”“在這種‘恩典’之下，只有罪得赦免，罪人卻沒有稱義；它讓‘世界罪人的稱義’變成了‘使罪和這世界稱義’,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恩典變成犯罪的許可證，而無需付出做門徒的代價，… 。”

“而‘重價恩典’（costly grace）則是一種叫我們跟隨耶穌的呼召，這種呼召饒恕了我們破碎的靈和悔罪的心。它之所以有代價，是因為它迫使我們去順服基督的軛，去效法祂”。“這種恩典它代價高昂，因為需要付上一個人的性命；但它也是恩典，因為它給人唯一真實的生命”；“更重要的是這昂貴的恩典是神以祂兒子的生命為代價賜給我們的，但神卻不認為犧牲祂兒子是昂貴的代價，為了我們把自己的兒子交了出來，神的道成了肉身”。因此“一個踏上‘重價恩典’之路的人必然會全然投入”；“當他接受基督呼召的時候，不管是父母或是妻兒，也不管是國家或傳統，都不能留住他”。“人若不分擔耶穌的道路、受苦和掙扎，就無法參與救贖”；“門徒之為門徒，也是在於他們分擔主的受苦，遭棄絕和釘十字架。”

潘霍華的上述作為很快就引起了希特勒政權和依附納粹的教會上層的注意和迫害。1936年8月，他被路德宗某主教稱作“和平主義者和國家的敵人”；接著他在柏林大學的任教授權被正式撤銷，因此失去了國家終生教職；1938年，蓋世太保甚至禁止他進入柏林；1939年他被納粹禁止在公共場合講話，並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他的活動；到1941年他的所有著作都被禁止發行。

面臨以上種種逼迫，潘霍華不但沒有膽怯和畏懼，反而更進一步，從一個膽敢抵制和譴責法西斯政權的大無畏牧師轉變成直接加入反抗希特勒抵抗運動秘密組織“阿布韋爾”，成為一名“特工”。而在這個“銳變”過程中他的二姐夫漢斯·馮·多納尼(Hans von Dohnányi 1902-1945）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多納尼本人具有法律博士學位，在希特勒上臺時擔任過德國司法部部長的首席法律顧問，因此有機會接觸到當居的機密檔案；當他瞭解到希特勒在國內清除異己以及入侵波蘭後對猶太人所犯下的種種殘暴罪行後，毅然冒著極大風險將相關檔秘密地保存下來，並在1939年被“阿布韋爾”（Abwehr）組織吸收成為一名特工。

“阿布韋爾”是德國在1921年成立的反間諜情報機構的名稱，其德文原意是“防禦”；該組織之所以用了這個名字是因為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在戰後其軍事情報運作被英法為首的協約國規定只能限於防禦的原因。但該組織自1935年由海軍上將威廉.卡納裏斯擔任領導人之後，已逐漸演變成一個由部分不滿納粹的國防軍高層以及多方勢力組成的，企圖推翻希特勒政權的反抗勢力大本營。吸收多納尼加入該組織的就是“阿布韋爾”的副局長漢斯·奧斯特 (Hans Oster)將軍。而多納尼和潘霍華除了姻親關係外還是同一個名校格魯內瓦爾德高中（Grunewald-Gymnasium）的校友，兩人又具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因此多納尼在加入“阿布韋爾”後的第二年，又以潘霍華在歐美具有廣泛的人脈關係，今後可當反抗運動向盟國傳達重要資訊的理由介紹他加入。

至於潘霍華為什麼願意加入這個組織內心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他在大戰爆發前夕的1939年7月寫給友人的一封信找到相關線索。那時他剛受邀來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作訪問教授不久，而且還可以通過申請在美國永久居留來躲開戰禍和迫害，但他卻決定馬上返回德國。在這封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必須和德國人民一起度過我們國家歷史上的這一艱難時期。如果我不與我的人民分享這一時期的考驗，我將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的基督教生活的重建；… 。德國的基督徒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怕的選擇，要麼願意他們的國家失敗，以使基督教文明得以生存，要麼願意他們的國家勝利，從而摧毀文明。我知道我必須在這些選項中做出抉擇。”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潘霍華和多尼納這對原本只是律師和牧師的知識份子在那段特殊的歲月裏在“阿布韋爾”組織之內所經歷的堪稱傳奇、雖敗猶榮的經歷。隨著美國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正式宣佈加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國陣營，以及1942年1月德軍在莫斯科城下的失敗，“阿布韋爾”組織加快了旨在推翻希特勒政權的各項準備；其中最為關鍵的兩項任務分別是：除掉希特勒和爭取與同盟國達成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而潘霍華和多尼納這倆位初來乍到的“菜鳥”特工恰恰在這兩項艱難任務中都參與了特定的角色，在那段驚濤駭浪的諜戰風雲中留下了他們不可磨滅的個人印記。

我們先介紹潘霍華。他加入“阿布韋爾”之後果然不負使命，利用自己在歐美宗教界的社會關係，多次利用出訪挪威、瑞典和瑞士等國機會秘密會見有關人士，向盟國透露德國反抗運動勢力的存在、實力、以及期望在除掉希特勒之後與英美達成和平協議的願景等資訊，以其獲得對方的支持和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他在1942年6月在中立國瑞典見到他的密友，英國聖公會的喬治.貝爾主教（ George K.A. Bell）, 成功地將上述資訊通過貝爾主教轉達到擔任英國外交部長的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手裏；只因為此時的同盟國已經達成德國必須無條件投降的一致決定，他的努力在客觀上無法成為現實。

我們再看多納尼，他更是了不得，直接參與了一次代號為“閃電”的刺殺希特勒行動。1943年3月德國反抗勢力計畫利用希特勒視察東部戰線的機會除掉他。“阿布韋爾”組織事先設法搞到了一枚英國製造的定時塑膠炸彈，並將其偽裝安放在一個裝有兩瓶白蘭地的禮品盒裏，然後由多納尼親自負責將其帶往達斯摩棱斯克，轉交給了在那裏擔任中央集團軍的參謀長馮·特雷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少將。（上圖三人中戴眼鏡的那位軍官就是多納尼）

3月13日希特勒一行抵達斯摩棱斯克後，特雷斯科夫少將利用招待來賓的午餐會機會，委託希特勒的隨從官員勃蘭特上校，請他將這份“禮物”在希特勒抵達下一站目的地東普魯士拉斯登堡陸軍總部時轉交給那裏的史蒂夫將軍。隨後該“禮物”被上校作為行李帶進了希特勒的專機。按事先的設定，炸彈應在飛機起飛後的第30分鐘在明斯克的上空爆炸，可沒想到等來的卻是希特勒平安抵達目的地的消息。眼看刺殺謀圖即將暴露，特雷斯科夫少將緊急派人趕在上校見到史蒂夫將軍之前，以手下人拿錯白蘭地為名將“禮物”換回；經檢查後方知道炸彈未爆原因可能是因為飛機行李倉內溫度過低，未能按設計成功觸發雷管撞針所至。雖然潘霍華和多納尼所參與的這兩項行動都功虧一簣，但所幸的是他們的行動本身並沒有被納粹察覺，兩人一時也都平安無事。可誰也沒想到接下來他們會在另一件貌似風險不大的“特工”行動裏翻船，失去了自由。原來他倆在“阿布韋爾”裏還參與了一項代號為“U-7”的秘密計畫，即通過為部分富有猶太人偽裝成“阿布韋爾”駐外特工或教會海外代表等身份的途徑來幫助他們逃離德國。這項行動開始時一直非常順利；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有14名猶太人被安全地轉移到中立國瑞士。可是蓋世太保秘密員警事後通過追蹤猶太人銀行巨額資金的非正常流動，順藤摸瓜最終發現了幕後的操作者，由此導致潘霍華和多納尼兩人在1943年4月5日雙雙被捕。

被捕之後，在一年多的審訊時間裏他倆的“罪名”還局限於“違反外匯交易”和所謂的“腐敗”，但在1944年7月20日，又發生了同屬反抗運動組織的德軍军官施陶芬貝格上校，在希特勒“狼穴”指揮部會議室引爆定時炸彈的重大事件。事件中原本被施陶芬貝格放在靠近希特勒座位附近藏有炸彈的公事包，在他藉故抽身離開後被一位與會軍官挪動了位置，加上炸彈爆炸後掀起的厚重橡木會議桌擋住了氣浪和彈片，在場的希特勒僥倖只是腿部受了輕傷。

下圖右為施陶芬貝格上校；下左二圖分別為爆炸後的現場及據稱是希特勒當時所穿的褲子，其褲腿部位可見被爆炸衝擊導致的破殘程度▼在事後的大規模的報復行動中，大批涉案的軍方和情報界高級軍官被捕。之後又在步步緊逼、剝繭抽絲的追查過程中，多納尼保存在陸軍佐林（Zossen）基地的秘密檔案在1945年1月22日被蓋世太保發現；接著卡納裏斯上將保存在情報局保險箱內的個人日記及部分檔也在當年的4月4日被查獲。至此，包括潘霍華和多納尼在內的多名在押嫌犯所參與的眾多秘密行動終被徹底曝光。希特勒在看了日記後勃然大怒，親自下令由黨衛軍處死涉案要犯，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始的一幕，潘霍華在1945年的4月9日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集中營被處決的情形；與他同時上絞刑架的還包括“阿布韋爾”領導人卡納裏斯上將等五人；在同一天被希特勒恨之入骨的多納尼也在另一家集中營被黨衛軍用鋼琴的鋼絲琴弦残酷勒死。

在長達近兩年的鐵窗生活中，潘霍華為世人留下了許多書信和詩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今天我要介紹的這首《所有的美善力量》（Von guten Mächten/By Gentle Powers Lovingly Surrounded) 詩歌。詩歌分6节，內容如下：

這首詩是潘霍華在監獄裏寫給自己的未婚妻瑪麗亞·馮·韋德梅爾九首詩歌中的最後一首，從內容看應該是寫於接近1945年的元旦，離他被處死只剩下百日左右的時間。從詩歌裏我們可以充分看到潘霍華之所以坦然面對囚禁的折磨和死神的威脅背後支撐他的強大信仰支柱，那就是詩歌中所說的有神與他的“同在”，“神預備的救恩”，神在“黑夜”中對他的“光照”、“帶領”和“安慰”，以及將來“與神再相聚”的盼望；而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圍繞”和“遮蓋”他的“美善”力量，讓他“心存感謝”地去“領受滿溢著憂愁痛苦的苦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給神”，… 。

如果我們再結合潘霍華在生命的末了通過一名英國囚犯帶給貝克主教的那段遺言，就更能夠理解他寫下這首詩歌時的精神昇華：“This is the end—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 （這是終局，但對我來說卻是生命的開始！）

親愛的弟兄姐妹，第二次世界大戰炮火硝煙的散去雖然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三世紀，但主耶穌所預言的「民族要起來攻擊民族，國家要起來攻擊國家，並且到處要有饑荒、瘟疫和地震」（馬太福音24:7；聖經思高本）等末世特徵卻仍然活生生地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浮現。時過不久席捲各國的新冠病毒和眼下正在燃燒的俄烏戰火更是明證。展望未來，還必定还會有更嚴重的疾病、災難、爭戰、和逼迫在等待著我們。但正如銘刻在弗洛森堡集中營潘霍華等六名抵抗戰士就義處那塊紀念碑上的經文所說的：「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后書1:7）；有了祂這樣的“美善力量”遮蓋，我們必不至於恐懼和害怕。

親愛的弟兄姐妹，願你我從潘霍華的人生和這首詩歌中得到啟示和感悟，摒棄潘霍華所批判的那種“廉價恩典”觀，牢記我們是被“重價贖回來的”天國子民，背起十字架跟隨主耶穌（哥林多前書6:20），把我們的生命完全交托給神，在任何環境下都堅守我們的信仰，直到主耶穌再臨的日子到來！

因為潘霍華的巨大影響力，為他這首歌譜曲的版本竟然有七十種之多，但最出名的版本就是由以下視頻中這位

鋼琴彈奏者Siegfied Fietz在1970年創作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