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詩《以馬內利懇求降臨》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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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引言：有這樣一首非常獨特的聖歌：它可以被視為聖誕詩歌但卻不在聖誕到來之日頌唱；它有優美的歌詞和動人的曲調，但卻無人知其最初的作者；它的旋律保存著遙遠的中世紀修道院內吟唱《詩篇》時的淳樸古風，卻又承載了近代教會音樂發展歷史的變遷風雲；它的歌詞內容取材於舊約時代以色列民對彌賽亞來臨的殷切盼望，但更和耶穌誕生和神國子民期望耶穌早再臨直接相關。在當今的世界裏我們重溫這首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就是《以馬內利懇求降臨》（O come, O come, Emmanuel）。

我們先來看這首詩歌一個顯著特點。大家可能注意到在英文的歌詞中它的每一節開始都是從“O”開始，這就涉及到早期基督教詩歌吟唱風格中的“對唱”或“輪唱”，英文叫“O Antiphon”。據說還是保羅和巴拿巴曾經事奉過的那個安提阿教會，它的第三任主教聖依格那修（Saint Ignatius of Antioch）有一天看到兩個天使唱詩班對唱的異象，接著他就將這種方式引入到自己教堂的崇拜儀式之中，用於詩篇的頌唱。之後這種唱法逐漸傳開，先進入猶太社區的教堂，再傳入拜占庭和亞美尼亞教會，成為教堂敬拜禮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兩個多世紀之後又被羅馬教廷的教會接受，廣泛地應用在《格列高利聖詠》的制定之中。而《以馬內利懇求來臨》這首歌正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

 

詩歌的節數在不同的版本中有所不同，但比較權威的是七節。它的每一節都是以“O come”（哦，降臨）開始，然後分別引出“以馬內利”（Emmanuel）、“上天聖智”（Wisdom on high）、“全能之主”（Lord of might）、“耶西之杖”（Rod of Jesse’s stem）“大衛之鑰”（Key of David）、“清晨日光”（Day—spring from on high）、和“萬邦之望”（Desire of nations）來作為各節的頌唱主語，進而展開下麵的具體內容。其中“上天聖智”對應“全能之主”，“耶西之杖”對應“大衛之鑰”，“清晨日光”對應“萬邦之望”，而開始的“以馬內利”則起領銜全詩的主導作用。這種結構的安排就是與“輪唱”和“對唱”所需的特點有關。

羅馬天主教教會大約是從九世紀開始將這首詩歌用於“降臨節”的彌撒敬拜。傳統的降臨節從每年耶誕節前的第四個主日開始，一直持續到平安夜前一日；在最後七天的晚禱中，要通過輪唱及應答方式頌唱七首讚美詩歌來等待平安夜的到來，然後再通過齊唱“聖母頌”(O Virgin of Virgin)，以迎接主耶穌的誕生。《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正是降臨節所必唱的一首詩歌。

 

沒有人知道這首詩歌最初的原始作者究竟是誰，但可以明確的是它的主要內容是來自於聖經，特別是舊約聖經中《以賽亞書》預表耶穌的經文，因為詩歌名字中的“以馬內利”就是出自《以賽亞書》的7章14節：「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詩歌中的“耶西之杖”、“大衛之鑰”等語也都是出於《以賽亞書》。

儘管這首詩歌的源頭可追溯到遙遠的使徒時代和中世紀的拜占庭、羅馬兩大教會，然而讓這首詩歌成為全世界教會頌唱的聖歌卻要歸功於十九世紀屬於新教的英國聖公會的兩位重要人物，他們分別通過自己優美的英文翻譯和曲調整理讓這首古老的拉丁語詩歌重新煥發了生命力，從而成為聖誕歌曲中的傳世經典。他們就是約翰·梅森·尼爾(John Mason Neale 1818-1866)和托馬斯·赫爾莫爾(Thomas Helmore 1811-1890)。

下圖中左為尼爾，右為托馬斯▼

我們先來介紹約翰·梅森·尼爾。尼爾出生於1818年的倫敦，成人後進入劍橋三一學院接受教育。到他畢業時，儘管因為數學方面能力不足而無法獲得榮譽學位，但卻憑在他詩歌領域所展現的傑出才華，成為11次收穫學校頒發的西頓尼亞宗教詩歌獎（The Seatonian Prize for Religious Poetry）的優秀學生 。畢業後尼爾曾在劍橋唐寧學院和幾家教堂擔任牧師，後成為薩克維爾學院的院長，並開始從事《東方教會史》的研究。期間他從拉丁語和希臘語翻譯了大量的古代和中世紀讚美詩，成為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評論家這樣稱讚他：“在英國教會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比他更熟悉拉丁、希臘、俄羅斯和敘利亞語讚美詩的悠久傳統。”在1875年出版的《古今讚美詩》詩集中，經由他翻譯成英文的外文詩歌就有58首之多。而這首拉丁語《以馬內利懇求降臨》就是經他翻譯發表在1851年出版的《中世紀聖詩和序列》（Medieval Hymns and Sequences）一書之中。

 

尼爾是從德國聖詩學家赫曼.愛德爾伯特.丹尼爾（Hermann Adalbert Daniel）1841年出版的《讚美詩詞典》第二卷中瞭解到這首拉丁語詩歌，並將它翻譯成英文，從而讓這首幾乎失傳的詩歌獲得重生；因為在那時的歐洲各國，隨著原來教會只允許以拉丁語頌唱詩篇和舊約經文的傳統走到盡頭，導致那些古老的拉丁語詩歌文本幾乎都已經不再繼續出版。後人形容他的英文譯本充分展現了拉丁文原詩的詩意之美，並極其完美地將歌詞和中世紀的曲調古風組合在一起，從而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對重新改編整理這首詩歌做出重大貢獻的托馬斯·赫爾莫。赫爾莫1811年出生於一個牧師家庭，1837年進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學習，在讀完學士和碩士學位後被任命為聖公會牧師，後擔任切爾西聖馬可學院的校長。在學校裏他主要負責訓練學生在敬拜時的無伴奏合唱；隨著他名聲日益增加，1846年又被任命為聖詹姆斯皇家教堂唱詩班指揮。

 

此時的英國教會對中世紀天主教“素歌”頌唱傳統風格的興趣日益濃厚，為此托馬斯也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素歌”的傳統特點是純人聲、無伴奏；儘管它的旋律簡單，音階低窄，速度平緩，但它卻很適合拉丁語的抑揚頓挫的特點，又利於達到聖樂所特有的那種莊重、肅穆、敬虔、超脫的風格和特點，“素歌”（Plainchant/Plainsong）名稱即是由此而來。而托馬斯當時已成為英國這一領域的權威，他曾出版過《素歌入門》的專著，在引領當時英國聖公會“素歌”純唱的復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我們今日所唱的這首《以馬內利懇求降臨》詩歌正是由這樣一位聖樂家根據十五世紀法國所流傳的原調，在完成了改編和整理之後發表在1854年出版的《讚美詩筆記二卷》（Hymnal Noted, Part II）上。

 

熟悉這首詩歌的讀者也許都能夠聽出它的曲調與絕大多數聖誕詩歌的歡樂節奏大不相同，整首詩歌幾乎都是在低沉、平展、莊重、緩慢的“小調”旋律中展開，真實地反映了在以賽亞那個時代以色列民“淪落異邦，寂寞傷心，引頸渴望神子降臨”那種特殊感情，而這種旋律特色正是反映了中世紀“素歌”風格特點。引人注意的是，到了副歌的開始階段，詩歌的旋律一下子突變到“大調”，用高昂的音符連續唱出“歡欣”“歡欣”，以引出“以色列民對以馬內利必定降臨”的殷切期盼，但在“歡欣”之後卻又迅速轉回到原來的低沉節奏，直到詩歌結束。而這樣的安排正是托馬斯編曲的特別匠心之處，因為它除了要呼應配合前面所反映的以色列民在那個時代的特定情緒之外，也十分恰當地體現了“降臨節”的雙重意義，即一方面是為了慶祝耶穌誕辰節日的即將到來，另一方面又和萬民渴望主耶穌第二次再臨的殷切期盼直接相關。托馬斯的編曲成功地將這幾種情感融合交織在一起，從而不但跨越了新舊兩約的時空，也賦予了詩歌那種悲而不戚，哀而不傷，動人心弦，感人肺腑的旋律魅力，和歌詞內容一起提醒人們：在歡慶聖誕之時，不要忘記我們仍然處在主耶穌再來前的黑暗的末世時代，隨時還會面臨各種各樣的苦難、逼迫和爭戰，因此更要預備好自己，保持警醒，耐心等待，恪守真道。

下面我們一起來欣賞這首詩歌：

                       《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1，以馬內利，懇求降臨，救贖釋放以色列民；淪落異邦，寂寞傷心，引頸渴望神子降臨。

2，上天聖智來臨，來臨，統治萬物，協和萬民；懇求顯示智慧路程，指導群生步步遵循。

3，全能之主，西乃降臨，威嚴震撼以色列營，雲海火海，閃電鳴雷，十誡千秋，萬邦敬畏。

4，耶西之條，懇求降臨，撒但手中，釋放子民；地獄深處，拯救子民，使眾得勝死亡之墳。

5，大衛之鑰，懇求降臨，為我眾人大開天門；鋪平我眾登天路程，關閉人間痛苦路徑。

6，清晨日光，懇求降臨，藉主降臨歡慰眾心；衝開長夜幽暗愁雲，驅散死亡深沉黑影。

7，萬邦之望來臨，來臨，團結萬民，一志一心；永息兵戈，妒忌紛爭，充滿世界天賜和平。

副歌：歡欣，歡欣，以色列民，以馬內利必定降臨！

 

親愛的弟兄姐妹，當你聽完這首詩歌之後，你是否為聖子主耶穌在2000多年前在馬槽裏降生，從而讓我們得享“以馬內利”而無限感恩“歡欣”？你是否願意在今後的歲月中去“步步遵循”主耶穌指示我們當行的“智慧路程”，遵守祂的“誡命”，直到再見主面的那一天？你是否相信，在這個黑暗和渾濁的末世時代，神的“清晨日光”必將衝破漆黑“長夜的幽暗陰沉”，唯有祂的再臨才能讓這個世界從此“永息兵戈”，“充滿和平”？！

 

親愛的慕道朋友們，2000多年前，有一嬰孩從天降臨「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 祂的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賽亞書9:6）。祂的名字就叫耶穌，《以馬內利懇求降臨》這首歌中提到的“大衛之鑰”就是掌握在祂手裏；這把鑰匙所看管的是天國之門，「當祂打開的時候，沒有人會關上，當祂關上的時候，沒有人會打開。」(以賽亞書22:22) 進了祂門的人就“以馬內利”，永遠和祂同在，得享天國永生的福分。您，願意進入祂的門嗎？

 

 

让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再一次聆听这首歌。

生命結束在印度宣教考察途中的赫伯主教和他寫的《要遍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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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一首即興寫成的詩歌預告了他一生的歸宿

1819年“五旬節”的前一天，擔任英格蘭聖阿薩教區總教長的 威廉·戴維斯·希普利牧師 (William Davies Shipley1745- 1826) 來到轄區內的雷克瑟姆教堂Church of Wrexham) ，準備參加第二天的獻祭敬拜儀式，並為一次特別募捐做專門講道。這一募捐是聖公會為支持宣教使團“福音傳播協會”（The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的海外事工所進行的慈善活動一部分。與希普利此次同行的還有他的女婿雷金納德·赫伯(Reginald Heber Hodnet)；他雖然是另一個教堂的牧師，但在教區中也有教士的神職，明天他將負責敬拜開始時的牧禱。

抵達雷克瑟姆後他們兩人被安排在教堂牧師的住所裏下榻。到了晚上，教堂的牧師前來陪客人聊天。當談到這次募捐活動時，希普利不無遺憾地表示道，可惜明天沒有一首與宣教有關的詩歌可以與此搭配 …。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無奈，因為英國國教聖公會對教會所唱的聖詩歌題材歷來有嚴格的限制。可希普利對此卻大不甘心；他突然想到，在場的女婿赫伯不正是一名出色的詩人嗎，而且他還十分擅長於即興寫詩，於是就提出是否可請他就在現場創作一首相應的詩歌為明天所用。赫伯聽到岳父這突如其來的建議後居然就立馬答應了。他順手就拿起一本記事本，獨自走到屋子的另一頭安靜地坐了下來，開始進入詩歌的醞釀和寫作之中… 。

▼下圖是一張反映當時赫伯在雷克瑟姆教堂牧師家即興寫作的画圖：

過了一會兒，希普利問他寫得怎麼樣了，赫伯站了起來把已經完成的前三節部分讀了一遍。詩歌的第一句便十分吸精彩：“從格陵蘭冰雪山，到印度珊瑚海岸，….”。希普利聽了十分認可。可赫伯卻說“不，我還沒有寫完”“我必須得再寫一節！”若干分鐘以後，一首完整的宣教詩歌終於完成了。在第二天的聚會上，教堂的詩班用那首眾人熟悉的古老民謠“那是大海咆哮的時候”（Twas when the Seas were Roaring）作為曲調演唱了這首《要遍傳福音》（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詩歌。歌聲感動了在場的所有會眾，接下來的募捐活動也得以圓滿完成。

在那一天，無論是臺上還是台下誰也無法想到寫下這首宣教詩歌的赫伯牧師會在4年後的某一天不但真的就漂洋過海，前往了詩歌中提到的印度，而且還成了整個印度加爾各答教區的主教；更讓人難以想到的是，就在他抵達印度的第三年，在一次視察和宣教的長途旅程中他的生命戛然而止，長眠在那塊土地上。

與眾不同的青少年時代

還是讓我從頭開始來介紹這位為福音宣教舍了性命的勇士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吧。

雷金納德·赫伯於1783年4月21日出生於英格蘭馬爾帕斯的一個牧師家庭。他從小就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孩子。還是在他孩提時代，有一次父母親帶著他一起外出旅行，途徑某一個偏僻山區時突然遇到雷暴天氣；當時大人都驚嚇到了，但此時還是坐在母親的膝蓋上的他卻鎮靜地說道：“不要害怕，上帝會保護我們！”在牧師父親的啟蒙教育下，他很小就學會了識字，到五歲時已經可以閱讀聖經，甚至還過目不忘。有一天家裏來了兩位客人，當父親和他們一起談到某一段舊約經文時發生了爭論，此時正好赫伯走進房間；於是父親就問他這段聖經的出處，他立刻就準確地指出，那是出於哪一書卷的第幾章節。

到了赫伯七歲時父親送他進入一家拉丁語學校讀書，也是從那時起他就愛上了詩歌及文學寫作。因為有長時間沉浸在文學上的積累，當他在17歲年考入牛津大學布裏森諾斯學院（Brasenose College）後，在第一學年他寫的一首詩歌就贏得了學校的最佳拉丁語詩歌獎。讀到大三時，他又摘下了學校紐迪蓋特獎(Newdigate Prize)的桂冠，這是牛津英文詩歌評選的最高獎項。而這首名為《巴勒斯坦》(Palestine) 的詩歌內容居然是來自他和學校的一名教授一起吃早餐時的聊天話題。當後者在談話中提到所羅門王在聖殿建造時“沒有發出錘子、斧子和別樣鐵器聲響”這一經文時，赫伯當場就來了靈感，馬上離開了飯桌，前往安靜之處寫下了這首詩歌的關鍵詩節。在詩歌的頒獎典禮上他受到了眾人的歡呼和讚揚，但此時他卻安靜地退出，獨自來到一間房間裏跪下來禱告感謝神。這首詩歌正式出版後曾被評論家譽為“本世紀上半葉最成功、最受歡迎的詩歌”。牛津的音樂教授威廉·克勞奇還專門為其配上曲譜。1804年他從牛津畢業時，他為畢業典禮致辭所寫的《榮譽感》(Sense of Honor)一文又獲得了最佳散文學士獎。

赫伯畢業那年正好碰到他父親去世，因為父親所服事之地是屬於他們家族的私產，按法律他有權優先申請成為父親生前所在教堂的牧師。但他卻出於對更多瞭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先選擇了和他自中學時代就是好友的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一起前往歐洲大陸旅行。這次旅行整整持續了兩年之久，行程包括布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中北歐的許多國家。一路上的所見所聞，赫伯都寫下了詳盡的筆記。在終於即將結束旅途來到德國漢堡港口時，他們還被當地居民誤認為是法國間諜而被抓差點處死；最後很幸運得到一位名叫莫佩斯的勳爵的幫助，坐上了他的私人遊艇才在1806年10月14日安全返回英國。

▼下圖左為赫伯年輕時的畫像；右上圖是他在牛津所讀的布裏森諾斯學院照片，右下是他當年服事過長達16年的霍德內特（Hodnet）教堂在舊址上新建成的外景照片：

教會的服事和文學的成就

1807年5月24日赫伯正式被按立為牧師，並在同年八月出任他的家鄉霍德內特（Hodnet）教堂的牧師。但在那個時候，他的靈命狀況還是處在一個有待進一步成熟的階段，然而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渴望能夠真正成為合格的服事者。在那封給好友桑頓的信上，他這樣寫道: “為我祈禱吧，我親愛的朋友，讓我的眼睛看到真相……，我若蒙神喜悅，能恒久服事他的事，就必帶著平靜和無虧的良心來擔當這一職任，成為一名高尚的教士。”

1809年赫伯因他兄弟的介紹認識了聖亞薩教區院長最小的女兒阿米莉亞·希普利，兩人在4月9日結婚。不久他也完成了在牛津的神學碩士學位，夫婦倆就在霍德內特正式定居下來。

赫伯在家鄉教堂服事的時間長達16年。期間他為會眾和當地民眾盡其所能，傾心付出，深受大家的愛戴和尊敬；他也因此受到提拔，被授予了教區教士的聖職。與此同時，他並沒有放棄一直以來在文學領域上的耕耘。除了擔任文學《季度評論》的撰稿人外，他還整理編輯了17世紀著名散文家傑裏米·泰勒牧師(Jeremy Taylor)的所有作品，出版了多達15卷的《泰勒全集》，並精心為作者寫了評傳。他對泰勒所做的研究至今仍然是這一領域的權威。

雖然有著嚴格的限制和規定，但赫伯依然沒有停止讚美詩歌的創作，成為英國最早從事聖詩寫作的先驅者之一。他自1811年到1821年之間總共寫了57首讚美詩歌，其中包括如今已成為眾多詩集中排在最前面的著名聖詩《聖哉！聖哉！聖哉！》（Holy, Holy, Holy），以及今天我介紹的這首《要遍傳福音》。在他前往印度之前曾經幾度設法將其詩集正式出版為教會所用，但卻始終未得官方批准。

去還是不去印度的選擇

1822年7月擔任海外印度加爾各答教區首任主教的托馬斯·米德爾頓 (Thomas Middleton) 在任職期內因積勞成疾因病去世。在遴選和推薦繼承人時，相關委員會的主席查爾斯·威廉姆斯·韋恩想到了赫伯。他自牛津起就是赫伯的朋友，一直對他的能力和志向有所瞭解，也知道他有過長期在海外生存和旅行的經驗。當年12月，韋恩在一封寫信給赫伯的信中委婉地提出，按他的條件如果願意的話，很可能有機會獲得這一職位。而赫伯確實一直對去海外宣教事工有著強烈的興趣和渴望，早在牛津期間他就加入一個名叫《英國和海外聖經協會》（BFBS）的宣教組織；成為牧師後他也一直在支持另外兩個全國性的宣教組織，即《海外福音協會》（SPG）和《教會傳道協會》（CMS）的工作，還曾經專門去過《海外福音協會》為宣教事工而講道。何況這是去他幾年前就在那首詩歌中提到的印度！

然而要真正要做出去否的決定前，赫伯又不得不考慮自己和家人的身體否能夠適應長時間的海上旅行，以及印度當地酷熱和惡劣的生活條件這些現實問題。他本人自兒提時代起就體弱多病，曾經得過嚴重的肺炎和傷寒，而肺部的問題至今還一直在困擾著他。加上女兒艾米麗此時才二歲；在艾米麗之前他們夫婦倆還曾生過一個女兒，可就在出生後的六個月因得了一場重病而不幸夭折。妻子阿米莉亞的身體也不佳。在慎重諮詢了醫生意見之後，他在1823年1月2日寫信給威廉姆斯·韋恩，婉言拒絕了這一邀請。但只過了幾天，他還是順服了聖靈在他心裏的呼召，毅然再度寫信給韋恩，正式表態願意前往印度。很快他的提命獲得了英王喬治四世的批准；數天之後他便攜帶妻子和女兒坐船啟程前往印度就任。那年他正好40歲。

倒在宣教考察路上的主教

經過四個多月的漫長海上航行赫伯終於在1823年10月10日抵達了四年前他寫的那首詩歌中提到的印度海岸。兩天後他在加爾各答的聖約翰大教堂進行了他這位主教的首次佈道。作為初來乍到的新主教他所面臨的壓力巨大。他不但要在生活上適應過去從未經歷過的各種嚴酷考驗，而且還要抓緊時間處理他的前任在去世前所遺留下來許多未完事工。在他日以繼夜的努力下，各項工作都得以初見成效。三年前因財務問題而被迫停建的加爾各答主教學院終於得以注入資金重新啟動；若干月之後，一所擁有一座圖書館和全新教堂的學校終於展現在眾人面前。接著，為了推進教會神職人員的本地化，他又在1824年6月首次任命了泰米爾族馬拉巴爾人大衛作為本教區的執事。

赫伯服事的加爾各答教區所涉及到的地域非常遼闊廣大，它不但覆蓋了印度次大陸和錫蘭(斯里蘭卡)的大部分地區，甚至還包括澳大利亞和南部非洲的部分地域。而這一教區設立的時間在赫伯到任時還不到十年。為了更多地瞭解本教區，以及推動各地的福音和宣教事業，接下來的歲月赫伯幾乎都是在長途跋涉的宣教考察旅途中度過的。

1824年6月15日，赫伯在副主教Daniel Corrie等人的陪伴下開始了他的首次北印度之旅。他們一行乘坐兩艘小船出發，一艘用於載人，另一艘存放所帶的行李、食物等雜物。小船的措施非常簡陋，所謂的客艙只不過是一間敞開式的房間，覆蓋屋頂用的居然還是茅草。他們沿著胡格利河向北航行，進入恒河後向東前往達卡，這是他沿途要考察和巡視的第一站。接著從達卡出發向西轉南到達莫臥兒王朝的首都德裏，在那裏完成考察訪問後再從陸路進入喜馬拉雅山山麓，穿過拉傑普塔納，到達此行的最終目的地孟買。一路上他們不但行程極其艱苦，而且還要面臨各種流行病的肆虐；啟程才一個月隨行人員中就有人因染病而去世。

旅途中每到一地赫伯就考察環境，視察教會，接觸民眾，廣傳福音。在達卡他去了一所規模很小但有著哥特式式建築風格的教堂向會眾佈道；在抵達恒河平原上最大的城市貝拿勒斯時，他為一座新建成的教堂祝聖，並用英語和當地語言主持了聖餐儀式。在停留在納迪亞德期間，他還在與當地印度教領袖會談時向對方傳講福音，希望對方皈依耶穌。在抵達此行目的地孟買並在那裏服事了四個月後，他又改變了原來坐船返回出發地的計畫，增加了從陸路前往錫蘭的考察行程。整個旅程前後整整延續了16個月之久，當他們最終回到加爾各答時，時間已經是1825年10月。

結束了北印度之旅後赫伯為此行撰寫了一系列詳細的考察報告，其中還包括了他對行政當局在各地所存在的種種問題的嚴肅批評和相關建議。回到加爾各答才僅僅過了三個月，他在百忙中處理了手上壓積的各項工作後，不顧身體的疲倦又再次決定前往南印度地區考察他的教區。而促使他進行這次考察的動因之一是那些地區困擾教會多年嚴重存在的種性問題。

1826年3月26日是復活節，那天赫伯正好抵達泰米爾納德邦的坦賈武爾。當日他向當地教會的1300多名信徒佈道，並在第二天為眾多泰米爾族初信的會眾舉辦了確認儀式。4月1日他來到特裏奇諾波利（Trichinopoly），到達第二天他在聖約翰教堂又確認了42名信徒。次日的清晨，他去教堂參加了早禮拜；在用泰米爾語為會眾完成祝福後，他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因為天氣非常炎熱，僕人為他事先準備好了冷水浴。可就在他全身浸入冷水的那一刻，他的心臟因受到刺激而突發異常，半小時後被僕人發現死在自己的房間裏。此時離他抵達印度才兩年零六個月。他被安葬在當地聖約翰教堂北邊的祭壇旁。隨後加爾各答當局為他降半旗致哀，並鳴禮炮42響，每一響分別代表了他的生命周年。

▼左上下兩圖分別為赫伯擔任主教後首次佈道的加爾各答聖約翰教堂，以及他去世前一天佈道過的特裏奇諾波利聖約翰教堂；右圖為在加爾各答聖保羅教堂內的赫伯雕塑像:

詩歌的出版和作曲

在還沒有電報的當年，赫伯不幸去世的消息四個月後才傳回到英國。媒體和民眾紛紛表達了對這位倒在印度大地上的宣教勇士的懷念和敬意。次年他生前所希望出版的57首讚美詩歌終於得以正式出版，書名定為《為年度每週教堂禮拜而編寫和改編的讚美詩》。然而在這之前他的這首《要遍傳福音》的詩歌卻早已經被一份雜誌介紹給了英美兩國民眾，並由一位著名的美國作曲家配上了曲調，成為一首經典聖詩。

1823年6月赫伯被任命為加爾各答主教的消息公開以後，有一位記者向《基督教觀察家報》寄去了這首讚美詩的副本，並附上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他在信中稱這首“宣教讚美詩是如此的美麗和珍貴，充滿了基督的資訊”；“每一個基督徒看到赫伯對傳講“彌賽亞名字”抱有如此虔誠的熱情，以及他將在這個如此重要的職位上，以基督徒的虔誠、順服和謹慎來實現這一願望時，一定會為此感到高興！”

《基督教觀察家報》收到這首詩歌後及時將其編入下一期的刊物之中，並分別在英國和美國兩地公開出版。此時在美國佐治亞州的薩凡納，有一位叫瑪麗·霍華德（Mary W. Howard）的讀者看到了這首讚美詩。她因為非常喜歡就想到如果詩歌有一個合適的曲調方便大家去唱該有多好。但因赫伯詩歌的韻律卻與一般的聖詩很不一樣，較難借用其他曲調，於是她想到了一個人。他就是自己所在的獨立長老教會的音樂總監，住在她附近的洛厄爾·梅森(Lowell Mason)。她讓兒子將這首詩歌拿去交給了梅森。有趣的是，當梅森看到這首詩歌後只花30分鐘左右就為它完成了譜曲，而這一時間恰恰就和赫伯當年在雷克瑟姆教堂牧師家即興寫下這首詩所花的時間相仿。梅森當時還是一名當地銀行的職員，這是他發表的第一首聖詩音樂作品，但他後來卻成了大名鼎鼎的美國聖樂之父，創作了一系列經典聖詩曲譜，其中包括了《奇妙十架》《普世歡騰》《離主更近》等著名讚美詩歌。

本文結束前的話

在即將結束本文時筆者不想像往常的慣例花更多的筆墨去評論這首《要遍傳福音》詩歌的具體內容。因為正如一位評論家所指出的，“他寫的每一首讚美詩都已付諸於行動！”我想，單憑就這句話已經足以超過千言萬語為這首詩歌定論了。

是的，赫伯一生中有許多機會可以成為另一個不同命運的赫伯。他可以不當牧師，因為他的文學才華足夠讓他成為一個出色的作家或有名的編輯。他也有理由不去印度，留在聖阿薩教區服事；如此的話他完全有可能像他岳父那樣被提升到教區主教的職位。即使到了印度以後，他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留在加爾各答處理如此繁重的教區事務，包括他已經計畫好要編纂一本印度斯坦語（Hindustani）的詞典，讓更多的人能夠從中受益來學習聖經。然而他卻將到任後的大多數時間花在艱辛卓絕的宣教考察路上,並最後為此倒下，長眠在那塊土地上 …。他真的做到了像使徒保羅那樣：“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傳20:24）他的一生是將自己作為“活祭”獻給主的一生，是身體力行主耶穌所頒佈的要將福音傳到地極大使命的一生！

親愛的弟兄姐妹，主耶穌早就告訴我們：“舉目向田裏觀望，莊稼已經成熟，可以收割了”；（約翰福音4:35），可是“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加福音10:2）也許，我們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夠做到像赫伯那樣漂洋過海，前往陌生艱苦之地傳講福音，但我們完全可以從身邊做起，將福音傳給還沒有信主的家人、朋友、鄰舍、同事。願你我都能夠從赫伯身上學到為福音而舍己的精神，“無論在甚麽時候，甚麽環境，都要專心傳道，以百般的忍耐，用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勉勵人。”（提摩太后書4:2；聖經當代譯本），直到我們生命的末了！阿門！

 

那座莊園，那段愛情和那首詩歌 ─「主耶穌，我羨慕活在你面前」作者溫柔敬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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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莊園和歷史

任何一個熟悉愛爾蘭的人都知道，在距離首都都柏林東南方向三十公里處有一座名叫“鮑爾斯考特莊園”（ Powerscourt Estate）的旅遊勝地。整個莊園占地1000英畝；那裏綠草如茵、林木繁茂、湖光山色，交相輝映，各類奇花異草更是爭奇鬥妍，美不勝收。位於莊園中心位置的主建築是一座兩側具有古典帕拉第安式圓頂風格的大廈。大廈的前方是依勢而下所建通向園內特裏頓湖長長的階梯，階梯的兩旁有各種有著古羅馬風格的精美雕塑；特別是湖邊的那對有著雄健雙翅的飛馬石雕更是顯示了莊園當年曾有的輝煌和歷史的滄桑，…. 。

這座始建於1300年，享有全球十佳園林和十大豪宅之一美譽，經歷了歷代主人命運變遷的莊園，如今已經成為愛爾蘭旅遊的必去之地。而今天我要介紹的主人翁就是在1823年6月嫁入這座莊園，成為第五代“鮑爾斯科特子爵夫人”的西奧多西婭. 安妮. 霍華德（Theodosia Anne Howard  1800-1836)，以及她所寫的那首溫柔優美的詩歌「主耶穌，我羨慕活在你面前」（ Lord Jesus, I long in Thy presence to live ）。

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與這所莊園有關的歷史。莊園始建於1300年，以原主人 Le Poer（Power）家族的名字而得名。1608年4月愛爾蘭的領主奧多爾蒂在卡爾摩爾發動叛亂，英王詹姆斯一世為此發兵平亂，並在次年取得了勝利。國王在慶功時，把一座建於14世紀的城堡莊園賞賜給了領兵的將領理查德·溫菲爾德（Richard Wingfield）元帥，並在1618年又進一步授予他“鮑爾斯科特子爵”（Viscount Powerscourt）的貴族封號。從此該莊園便以為“鮑爾斯考特”的名字由溫菲爾德的家族一代代繼承下來。1731-1741年該莊園的第2代主人愛德華.溫菲爾德專門聘請著名的德國建築師理卡賽爾斯，按照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對整個莊園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使其成為整個愛爾蘭的豪宅之最。1821年喬治四世國王的親臨到訪，更是讓莊園名噪一時。而本文的女主角就是在國王到訪第二年的高光時刻嫁入到這一莊園，成了第五代鮑爾斯科特子爵夫人。

下圖為鮑爾斯特莊園的一組照片▼

婚姻和破碎

西奧多西婭嫁給子爵其實並不屬於高攀。她的家族也是貴族，爺爺在1785年獲得的貴族封號還比子爵更高，屬於伯爵。雖然在爺爺去世後該爵位先後被兩個叔叔所繼承，但她父親仍然是愛爾蘭上議院即貴族院的議員。而且她並非子爵的原配，理查德早在在1813年就娶了弗朗西斯.喬斯靈（Frances Jocelyn 1795-1820）為妻，而且兩人已經有了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可在三年前弗朗西斯卻因病去世，如今理查德再婚，西奧多西婭才成了他續弦的妻子。

西奧多西婭之所以願意嫁給理查德的一個重要原因她和弗朗西斯本身就是關係很親密的表姐妹，表姐25歲就不幸去世給了她心靈極大的震動，因而也格外同情失去妻子的理查德；除此以外，她和理查德兩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甚至之前分別帶領他們信主的還是同一個人，即聖公會著名的福音派牧師羅伯特·戴利(Robert Daly)，故彼此都有著相當的瞭解和信任。

和所有的新娘一樣，西奧多西婭是懷著幸福的憧憬而嫁入莊園的，可是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她結婚才過了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就先後經歷了兩場慘烈的人生打擊，先是新生的女嬰在繈褓中夭折，接著丈夫又在1823年的8月9日因病去世。一下子她從結婚不久的新嫁娘變成了23歲的寡婦，孤身留在這碩大的莊園裏，那種情形真可謂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我們從那年9月她寫給朋友的那封信中可以看到當時她內心的真切感受：

「我的內心和外在都是一樣淒涼。我地上的丈夫消失了，而天上的丈夫（上帝）我也找不著, …。我想再沒有什麼任何事情，比我從去年到現在的遭遇更能說明世間萬物的虛空了。我所期待的幸福前景如今在哪里? 只剩下一座活生生的紀念碑，….。 我無法想像，像我這樣一個聲稱相信天堂的歡樂，並曾因信仰而體會到它的真實的人，如今會因失去了希望而變得如此的悲傷”，….。」

信心和轉變

然而作為一名敬虔的基督徒西奧多西婭以一般女性所難以想像的忍耐和信心最終克服了她心中的沮喪和悲傷，而給她帶來影響最大的是聖經裏那短短的一句話：“你的寡婦可以倚靠我。”（耶利米書49:11）她在次年的2月18日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已經從中得到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諾言，…. 。 因為主知道，沒有比這句話更適合寡婦的了; …在祂永遠的臂膀在下面，我將獨自安全地居住。我知道我的帳幕平安無事。」

到了兩年多後的1826年她的情感和信心已經變得更加的成熟和昇華。我們從那年1月和5月她的兩封書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變化：「我可以滿懷信心地繼續走下去，因為我知道神永遠不會否認自己，也不會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因為祂不僅證明了祂認識我，而且也證明祂愛我。」「我們的道路已經被神無限的智慧和愛所標記，而且已經被其他悲傷的人走過;不管它是多麼崎嶇不平；當我們追尋著拯救我們的那位船長的腳步時，我們仍然感到一種甜蜜的安慰。因此，每一種無法避免的痛苦，不過是來自聖殿內室的回聲——“如果你們和祂一起受苦，你們就會一起得到榮耀！”」

不僅如此，走出悲傷之後的西奧多西婭更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愛心去擁抱關愛身邊正在經歷苦難的肢體。這一點正如那位非常熟悉她的戴利牧師所指出的：「她在自己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之後便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去同情所有那些和有過類似經歷和感受的基督徒，用上帝給她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苦難的人。」

主人和賓客

時間又過了幾年，1829年的一天西奧多西婭在去倫敦的逗留期間參加了一次集會，在會中她第一次聽到了有關耶穌再臨預言的演講，而這個主題恰恰是那時方興未艾的基督教第二次大覺醒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內容。她深深地被相關資訊所吸引，並因此認識了一批參與這一運動的屬靈領袖和先驅者。於是她決定開放自己的莊園，贊助邀請這些人來她那裏舉辦相關的特會。從那以後，每到一個月的星期二莊園就會迎來一批客人；他們中間有許多是來自英倫三島各地著名的神職人員，也包括那些从周邊聖經主日學學校慕名而來的年輕學生；莊園大廈裏那間能夠容納一百人之多大廳也經常為之爆滿。本文前面所說的那位戴利牧師也參加了會議並親自主持了前兩次的討論。到了1831年10月隨著討論的主題越發深入以及所對某些問題所產生的爭議，每次會議的時間更是常常延續到一個星期以上，… 。

這幾年是西奧多西婭的生命中大放異彩的時刻。她對眾人的那種全然付出以及對上帝的忠心服事精神深深地感動到與會的朋友們，她被稱之為“莊園的好女主人”；人們形容她“安靜蒼白的臉部表情仿佛都是在禱告”；甚至評價她是“虔誠和靈性的光輝典範”，“仿佛已經登上了一個崇高而神聖的高地，不是從地上看天，乃是從天上看地 …”。

就在這座莊園的討論期間，一個新的基督教教派組織開始孕育成長，即將誕生。而賦予它生命的那個人就是後來正式走上英國歷史舞臺成為著名普利茅斯兄弟會創始人之一的約翰·納爾遜·達秘（John Nelson Darby 1800 -1882）。

達秘出生在倫敦西敏（Westminster），是一名海軍將領的後代。1815年，他隨家人遷居都柏林，並進入都柏林三一學院讀書。在那裏完成學業獲得文學士學位後他一度進修法律並且成為一名律師，但很快他便覺得該職業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之處，於是毅然決定放棄律師生涯，進入愛爾蘭聖公會牧師全職事奉神，並在26歲那年被按立成為聖公會的牧師。

1827年10月，達秘在一次巡視教區的路途中從馬上摔下，受了重傷。在臥床休養的這段時間，他通過研讀《以賽亞書》《使徒行傳》等聖經書卷，發現聖經所說的“國度”與英國現有的國教教會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出於對聖公會的失望，他逐漸醞釀發展了一套新的神學的理論，其核心思想是：現有國教及相關的聖品制度已經成為抵擋聖靈的罪，因為它限制了聖靈的工作，而聖靈完全可以通過任何一位教會的肢體向信徒說話，而不能只被各級神職人員所壟斷。接下來他開始醞釀脫離政教合一的聖公會，專門成立一個獨立於國教，不設任何神職人員的信仰敬拜組織；在這個組織中眾人彼此皆是弟兄，沒有高低之分，人人可以分享自己靈裏的看見；每個週末則選擇在不同的成員家裏奉主的名聚會（assembly）。該組織便是後來正式成為英國聲勢浩大的“普利茅特兄弟會”的開端。而他的這一在當時屬於驚世駭俗、石破天驚的理念和主張，正是在鮑爾斯科特莊園聚會期間首次公開表達出來。

作為莊園的女主人，面對這一引起了賓客間爭論甚至分裂的宣告是非常震驚的。她為此一度通宵的痛哭，不停地對人說“求神讓我明白祂的心意”；但這些卻絲毫沒有影響她對自己心裏所認可的這些耶穌門徒的愛，繼續盡力款待贊助他們，並且最終成為他們群體中間的一員。

下圖為早期英國兄弟會聚會後所攝的歷史照片，右圖為達秘畫像▼

愛情和“絕情”

1833年為了影響和號召更多的人加入，因著達秘的建議他們的討論開始轉移到都柏林舉行。此時西奧多西婭也因為繼子理查德已經成人繼承了子爵爵位而決定把莊園交給他，自己也搬到都柏林生活。然而一段產生於莊園相聚期間的戀情卻並沒有因為主客的離開而消失，而是進一步發展到談婚論嫁的地步。那就是女主人與達秘之間那段短暫而神秘的愛情。

也許唯有莊園里那山、那水、那庭院樓閣才知道他倆這段感情究竟是何時開始，由誰主動，以及兩人卿卿我我時留下那些喃喃細語，因為歷史上看不到任何對此的文字記述。但我們可以從西奧多西婭身上特有的氣質來揣摩達秘之所以被她吸引產生愛的情愫的原因。

毫無疑問，在西奧多西婭身上有著那個時代女性所有美好的特徵，美麗、優雅、溫柔、感性、多才多藝，對人有憐憫同理心等等。然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她的家庭牧師兼一生好友戴利牧師所形容的具有“極為罕見的女性的溫柔”（the extremest feminine gentleness）。她和上帝之間的交通和禱告是如此的溫柔，她在熱情款待兄弟姐妹時的姿態是如此的溫柔，她在安慰那些生活中正在經歷困苦的肢體所說的話更是充滿著柔情，…。因此我們可以想像這些特質對達秘這樣一個充滿著陽剛、才華和領袖偉岸魅力的同齡年輕人有著多大的吸引力。

然而這場在眾人眼裏必定屬於典型“才子佳人”的愛戀最終卻未能夠結成“正果”。其重要原因就是此時的達秘作為普利茅斯兄弟會的創始人和精神領袖正承擔這將組織從愛爾蘭發展到全英國各地的重任，而這種註定會是“馬背上傳道”的顛簸流離實在不適合去建立經營一個正常的家庭；加上達秘身邊的一些戰友們在得知他和西奧多西婭已經定了婚約後也直接出面予以勸阻，甚至還為此專門禱告，希望他放棄個人的兒女情長而專心於兄弟會的發展。

終於，這場發端於美麗莊園的曠世之戀還未到達彼岸便無疾而終；經過兩人反復思考最終決定解除婚約。事後西奧多西婭似乎刻意表達了自己對此結果應負的責任。她在一封書信中這樣寫道：「為了你所愛的人的幸福或痛苦，糾結於究竟是說“是”還是“不”，但最終又不得不說“不”……，這是非常痛苦的。」而達秘則一生未婚並長期對此保持緘口不語，直到他晚年時坦露心跡，直言「我拒絕了一段婚姻，并為此心靈破碎，…。」

詩歌和亮光

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對這兩個人來說無疑都有一個痛苦的煎熬期，特別是對感情世界那麼豐富的西奧多西婭。就是在那一年裏，她寫下了這首著名的詩歌「主耶穌，我羨慕活在你面前」（Lord Jesus, I long in Thy presence to live）。這歌名中的“羡慕”按英文的“Long”更合適翻譯成“渴慕”或“渴望”。

從這首詩歌的字裏行間，我們看到了西奧多西婭在這一特殊時期作為女性內心有過的軟弱和掙扎。她和達秘如此相愛卻不能結婚。她曾經想擁有像常人一樣美好的“愛情”，想得到和愛人廝守在一起的“快樂”，對未來的人生她也有多少“善美”的“夢想”；即使如今她決定將這一切都放棄，但仍然還有在“夜深萬籟寂靜”時的“孤獨”，以及度過“每一刻，每一天”的心靈煎熬。然而就在她“無依無靠”的軟弱時刻，她通過“禱告”來到“主的座前”向主說話。她求主“擦幹她的眼淚”，“平靜她的歎息”，“垂聽她的禱告”；她求主不要讓她“愛慕”這個世界，“憑自己來單獨選擇”，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與她同在”；她“渴望生活在主面前”，深信從主的“聖潔話語”中可以得到力量；她更相信從這位“寶貴救主”那裏得到的“屬天的福分”和“恩典”已經“足夠”；往事已過，如今她唯一渴慕的只有“主再來”,能夠“早日與祂相見”, …。”。

回音和遐想

很不幸的是就在西奧多西婭寫完這首詩歌的第二年年底就不幸去世了，享年才36歲。許多文章認為她的過早去世是與她和達秘解除婚約而帶來的痛苦和憂鬱有關，但是我從她臨終前26天（1836年12月5日）寫給友人的那封信中看到的卻完全是與其相反。在這封似乎是與世人告別的信中她依然充滿激情地寫到：

「我們永遠不會因為愛祂而感到羞恥，我們永遠不會因為愛祂而失望; 在這個風雲變幻的世界裏，讓自己沉浸在祂永不改變的愛中，沉浸在祂無盡的恩典之中，能以“我知道也相信祂對我的愛”和“祂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的態度去面對每一件事，這是多麼的寶貴！願我們蒙恩歸靠順服耶穌，從祂那裏得著一切在基督裏的屬靈福分。讓我們的身體承受肉體最後的打擊，讓我們在我們必死的身體上證明耶穌還活著，讓我們甘心為了恩召而忍受一切，….在尋求無愧於賦予新娘名字的同時，願她記住，新娘要說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目標，她的順服，她的喜悅，她的希望；她唯一安息之處就是她所愛的人–她心裏的新郎。」

由此可见，西奧多西婭即使到了生命最後一刻她的信心依然還是那麼的強大，她對主的渴慕和愛戀依然是如此的熾烈，她筆下的文字依然是那麼的敬虔和溫柔！她分明還是那位一如以往可敬可愛的西奧多西婭！

西奧多西婭去世後，她的靈柩被迎回莊園，安葬在那片承載了她生前太多難忘記憶的土地上。隨著時過境遷，物是人非，莊園也在1961年由第九代鮑爾斯科特子爵賣給了一名猶太富商。到了1974年莊園更是在一次大的修繕中發生火災，燒毀了別墅中的大多數房間和屋頂，直到1994年才完成外觀及部分房間的修復而重新開放。然而「主耶穌，我羨慕活在你面前》這首詩歌及詩歌背後的故事卻永遠留在經典聖詩的殿堂裏，鼓勵激勵著無數的後來者，特別是那些正面臨著身心靈軟弱和苦難的信徒們。

親愛的弟兄姐妹，讀完這篇文章後您有何感想？也許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遷，我們並非一定要效仿文中的主人翁那樣去絕然斷舍自己所面對的婚姻情感或許多事情，更無需在不同的教會門類和派系中做非此即彼的選擇（異端除外），但主耶穌教導門徒們的那段話卻絲毫沒有過時：「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路14:26-27）”願你我從西奧多西婭和達秘身上學到他們的敬虔、舍己和順服，一心渴慕仰望我們的主耶穌，背起十字架跟隨祂，“向著目標直奔，為要得到獎賞；這獎賞就是屬天的新生命，是上帝藉著基督耶穌呼召我（們）去領受的”（聖經現代譯本”腓立比書” 3:14）阿門！

每週主日必唱的《三一頌》原來是出自三百年前這位經歷了四朝君王變遷的英國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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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前言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紹的聖詩作者，他曾經是三百多年前英國的一位歷史名人，當過英國聖公會的主教，做過宮廷牧師，並且前後和四位英國君主有過各種互動。儘管他的這些不凡經歷如今已經很少人知曉，但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每到周日卻仍然必會唱起他生前所寫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托馬斯.肯恩（Thomas Ken1637-1711）；他的那首傳世詩歌叫《三一頌》。接下來我就來介紹這位名人的生平故事和他那首詩歌的創作過程。

托馬斯.肯恩1637年出生於英國英國赫特福德郡的小伯克漢普斯特德。他從小就顯得天賦過人，聰明好學，可就在他還未成年時卻先後遭遇了父母親先後去世的不幸，好在他還有一個同父異母，大於他26歲的姐姐安妮（Ann），將他接到自己家中來撫養他成人。安妮待他長姐如母，對他十分照顧，加上姐夫伊紮克·沃爾頓（Izaak Walton 1593 – 1683)又是一位學識淵博、著作等身的學者。托馬斯.肯恩能在這樣的家庭中度過他重要的青少年時期，無疑對他後來的成長和性格成型有著重要的影響。

1652年托馬斯.肯恩進入溫切斯特公學（Winchester College）學習；四年後考入牛津大學，並獲得該校“新學院”（New College）的獎學金。在那裏他先後完成了學士和碩士學位。在那個年代，所有的高等教育都離不開神學。因此對托馬斯.肯恩而言，神學的傳統和價值觀已經深深地紮根在他的心裏，成為他終其一生予以堅持和維護的對象。

托馬斯在聖公會教會的服事始於1662年。在前十年中他先後擔任過埃塞克斯小伊斯頓的聖瑪麗教堂、懷特島的布萊斯通教堂，以及漢普郡的東伍德海教堂的牧師。在這些地方教會經歷了充分的磨練後，他在1672年回到溫徹斯特，被任命為英格蘭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大名鼎鼎的溫徹斯特座堂，也叫溫切斯特大教堂的一名預備主教和牧師。這一重要的職位為他以後的提升進一步開拓了空間。

托馬斯.肯恩所處的時代是英國歷史上最動盪的時期，其根本原因大都與宗教有關。而這一切的起因可前溯到1531年由英國亨利八世頒佈的最高權法案(Supremacy Act) 。從那時起英國的教會體系就與羅馬天主教的教宗完成了剝離，聖公會成了英國的國教，而國王就是教會的最高領袖。這種既有別於天主教和又不完全等同於新教，在歐洲獨樹一幟的政教體系，加上歷來已久國王與議會之間的複雜關係，註定會給英國的政局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

作為一名國教的高階位牧師，托馬斯.肯恩不可避免地要和王室發生密切的關係。在他的主要服事階段英國先後經歷過數代君王的上上下下，而恰恰在這些錯綜複雜、動盪變幻的政局漩渦中，他在處理與君王關係中所表現出來的鲜明的道德善惡觀，以及面對君王的各種壓力和逼迫時敢於直言和抗爭的正直品質才顯得更加突出和難得可貴。

我們先看他與查理二世的（Charles II，1630年-1685）的關係。查理年輕時經歷了父親查理一世與克倫威爾率領的“議會軍”之間的內戰，並在父親被處死後被迫流亡外國，英國也隨之從君主制變成了共和制。但隨著克倫威爾在1658年去世，他終於成功復辟，返回英國成了查理二世國王。在他統治時期不但簽署了著名的“人權法案”，內外政績也頗有建樹；但他本人卻是一個享樂主義者，在英國史上有“歡樂王”和“快活王”之稱。

1679年托馬斯.肯恩被查理二世看中，任命為瑪麗公主（Princess Mary）的御用牧師。瑪麗公主其實是查理二世的弟弟約克公爵的女兒，此時已經外嫁到荷蘭，成為奧蘭治親王國的王子，時任荷蘭省執政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妻子。可是托馬斯.肯恩在這一位置上僅僅持續了一年就被遣返國內，其主要原因是他在海牙開庭的一次民事糾紛審判中站在威廉王子一位親戚的對立面，譴責後者企圖反悔與一位英國女性之間已有婚約的不道德行為，因此引起了威廉王子的不滿。但他回到英國後，查理國王卻並沒有為此責怪他，反而欽定他作為宮廷的牧師。

儘管托馬斯.肯恩受到了查理的如此禮遇，但他進入宮廷後卻沒有因此就放棄自己作為國王牧師應有的的責任和原則。在王宮裏，他經常針對查理的各種不良行為提出自己的谏言和批評指责，以致國王每到主日時就會對手下的隨從說“我要去听托馬斯数述说我的过错了。”1683年查理二世計划訪問溫切斯特。臨行前他傳話給托馬斯.肯恩，要他把在那裏的住宅提供給自己最喜愛的情婦內爾·格溫（Nell Gwynne）居住。托馬斯.肯恩得知後不但斷然拒絕，而且還趕快雇了工人把住宅的屋頂拆掉，以免國王強行讓這件事成為事實。

在那個時代他的這一舉動絕不僅僅是不給國王面子，而且還有可能會給他個人帶來嚴重後果，但他為了堅守一個牧師的良知，仍然敢於冒犯國王的天威而予以抗爭。幸運的是查理反而從中看到他的誠實和率真，並不予以計較。到第二年的11月，因巴斯和威爾斯（Bath and Wells） 教區的主教外調而出現職位空缺時，查理还明確宣佈“除了這個矮個子托馬斯外誰也不能得到這個職位! ”

1685年1月肯恩正式上任成為主教。而此時的查理因病重已到了彌留之際；在那最後的時刻，他又把肯恩叫到王宮，任命他來負責自己的臨終彌撒。

如果說托馬斯.肯恩與查理二世之間的這些君臣互動堪稱佳話的話，那麼接下來他與下一任英國國王的關係則是完全與其相反。查理去世後因為沒有留下合法後嗣，按王室繼承的序位他的弟弟約克公爵成了詹姆斯二世國王。詹姆斯因他的母親的影響早在1668年就皈依了羅馬天主教。因此在他當了國王後就針對過去只允許聖公會信徒擔任公職的“立誓法”頒佈了一項法令，也稱“寬赦宣言”，允許將各種公職對所有人開放；不僅如此，他還在倫敦公開接見了來自羅馬教宗的代表。

詹姆斯國王的这些舉動引起了聖公會上下的嚴重不滿。1688年4月，當國王命令主教們必須在各自的教堂里宣读这个法令時，包括托馬斯.肯恩在內的七名主教聯名發起請願上書，斷然拒絕國王的這一命令。為此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被王室以“煽動叛亂”和“嚴重不當言論”等罪名囚禁在臭名昭著的倫敦塔等待審判。托馬斯.肯恩之所以加入到“七主教”行列並不是出於他個人對國王的不滿，而是出於他對羅馬天主教的極度厭惡，同時他認為國王此舉是有損於教會應有的精神自由。

詹姆斯的倒行逆施也引起英國國內上下民眾的普遍不滿，由此不但導致在6月底結束的審判中托馬斯.肯恩等七名主教均被判決無罪，而且還進一步引起了了英國歷史上著名的“光榮革命”。1688年11月5日，已經嫁到荷蘭的瑪麗公主連同夫婿威廉趁機率領荷蘭軍隊在英格蘭的西南部登陸，詹姆斯二世的統治因此土崩瓦解。當年12月16日，威廉簽署了國會提出的《權利法案》即“國民權利與自由和王位繼承宣言”，該法案限制了國王的部分權利，同時作為交換條件國會認定國王企圖出逃的行為等於自動放棄王位，因此委託威廉和瑪麗共同來繼承詹姆斯的君权。接下來夫婦兩人在4月11日完成加冕典禮，正式成為英國的瑪麗二世和威廉三世國王。

下圖是保存在大英博物館館內，反映托馬斯.肯恩等“七主教”受審的一幅油畫，圖中面對審判臺的七個穿白色长袍的人即為“七主教”▼

在常人眼裏威廉、瑪麗此時的繼位顯然是對托馬斯.肯恩是有利，為此他應該擁戴甚至感恩；可是沒想到過了不久他和這兩位國王也發生了衝突。事發原因和王室的一個命令有關。

威廉、瑪麗上臺後，雖然順應了歷史潮流，在1689年12月簽署英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憲法《權利法案》，從而為英國逐步過渡到君主立憲的資本主義體制開通了道路；但為了鞏固自己並不那麼名正言順所獲得的權力，他倆卻要求所有的神職人員必須在自己的教堂裏公開對新國王宣誓效忠。此舉引起聖公會上下許多人的不滿。於是他們以君主的權威應該直接來自上帝，而不能由出於議會的委託許可為由，發起了旨在拒絕為新王合法性背書，史稱“非陪審團成員”（non-jurors）的政治風潮。

托馬斯.肯恩雖然曾經被前國王逮捕過，但此時卻仍然加入了反對者的行列，成為九名拒絕參加宣誓的主教之一。儘管他提出的借口理由是自己過去已經宣誓過要效忠詹姆斯二世，如今前國王還在世，因此不能再對瑪麗夫婦效忠，但他還是遭到了報復，在1691年8月被免去了主教職務。此後，他並沒有像個別拒絕宣誓的主教那樣去成立一個分裂的教會，自任主教，而是採取提前退休，默默地離開政治舞臺，回到自己的家鄉。

到了托馬斯.肯恩的晚年又有一位新登基的國王主動找到了他。那年是1702年，繼1694年瑪麗二世去世後在這一年威廉三世國王也因病離世。因為他們沒有留下子女，故瑪麗的妹妹安妮繼位成了新一代英國君主。接著原先取代肯恩成為巴斯和威爾斯教區主教的理查德·基德博士（Dr Richard Kidde）也在1703年因病去世。新登基的女王此時想到了肯恩，敦促他複出，重新回到那個教區擔任主教。此時儘管詹姆斯二世已在兩年前去世，肯恩之前所謂的效忠約束已不復存在，但他仍然以年齡和身體原因婉拒了女王的提議，寧願留在鄉村事奉神。之後女王又想把他過去住過的房子贈送給他，也被他谢绝。

下图是托马斯.肯恩一生中曾经有过互动的四位君王查理、詹姆斯、威廉/瑪麗、以及及安妮各自的肖像畫▼

 

1711年3月19日的黎明，這位曾經與四位英國君王有過密切互動，晚年在清貧條件下度過的托馬斯.肯恩在英格蘭威爾特郡的郎利特家中去世，享年73歲。按照他的生前囑咐，他的靈柩由當地六個最貧窮的居民抬往墓地安葬。

從那時起整整三百餘年過去了。如今世上絕大多數人早已忘記這位曾經當過主教和宮廷牧師的聖公會牧師，當年他與多位英國國王所發生的那些互動和抗爭也早已湮沒在歷史的滄海之中，但他寫的這首《三一頌》卻突破了時空的限制，流傳了一代又一代，甚至還成為世上每一位基督徒每到星期日就必會唱起的敬拜詩歌。下面我就回過頭去介紹肯恩創作這首詩歌的具體過程。

我們先來看這首詩歌的內容：

《三一頌》（Doxology）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地上生靈讚美主恩，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天使天軍頌讚主名，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讚美聖父，聖子，聖靈。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阿們。

Amen.

《三一頌》的英文叫“Doxology”。但其實它不是一個“正宗的”英文單詞，而是來自中世紀的拉丁語，而這個拉丁詞的構成又是分別與希臘語的“doxa”（讚美）和“dokein”（榮耀），以及“logos”（文字）有關。所以“Doxology”從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讚美和榮耀的詞”。因為基督徒要頌贊的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榮耀的神，所以這個單詞就成了“三一頌”。

《三一頌》作為一首詩歌是出自托馬斯.肯恩在溫切斯特大教堂服事期間當地學校為“溫切斯特公學”的學生們所寫的《祈禱手冊》一書，寫作時間是在1674年。為什麼一位大教堂的預備主教和牧師會如此關心這所學校的學生呢？原來這涉及到這所學校的歷史，因為該校本身就是由溫切斯特教區一名叫威廉·威克姆（William of Wykeham的主教在1382年成立的。該主教在這之前還剛新建了牛津大學“新學院”；兩校之間有著特殊的關係，前者畢業的合格學生可以順利進入“新學院”就讀。而托馬斯.肯恩又恰恰是這兩家學校的校友，因此他成為關懷這家學院學生的屬靈導師，就不足為奇了。

下圖是如今已成為英國著名私校的溫切斯特公學的一組照片，其中包括了保存在校內的部分古建築▼

在英國，作為國教的聖公會有一個優良的歷史傳統，那就是十分重視禱告。著名神學家、衛理宗教會創始人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曾經評論道： “世界上沒有哪種禮拜儀式，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語言，比英國國教的《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更具有堅實的、合乎聖經的、理性的虔誠。”而這本書裏很突出的內容就是對每日的“晨祷”（Matins）及“晚祷”（Evensong）的規範和指引。托馬斯.肯恩的這首《三一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溫切斯特學院學生們的“晨禱”和“晚禱”所寫的。

讀者也許已經注意到《三一頌》只有短短的四句。其原因是它原本並不是一首完整的诗歌，而只是托马斯.肯恩寫的兩首祷告詩歌中的結尾部分。

在這兩首用於“晨禱”和“晚禱”的詩歌中，起首的詩句分別是“醒來吧，我的靈魂，陪伴著太陽”（Awake, My Soul, and with the Sun），以及“今夜，所有的榮耀和頌贊歸於你，我的上帝”（All Praise to Thee, My God, This Night)；而到了詩歌的結尾都是以“讚美真神萬福之源，世上生靈讚美主恩，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門”作為結束。這就是《三一頌》的來源。

正如有些評論家所形容的，這首詩歌“含意深邃，莊嚴無比”；“上帝和祂的偉大竟然可以用如此簡樸的語言來描述，而“神學中最深奧的內容又恰恰隱藏在這些簡短和獨特的詩句之中。”

是啊，我們看到詩歌一開始就指明了“神是萬福之源”這一偉大真理，因為整個宇宙和我們的世界萬物都是由祂創造的。正如聖經所說的，世界的“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羅馬書11:36）；而作為造物主的上帝也樂於祝福祂所創造的萬物，祂不但“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創世紀1:31），而且還“赐下恩惠和光荣，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诗84：11）；連“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從祂而來的。（雅各書1:17）因此，無論是宇宙的“天使天軍”，還是地上的”萬物生靈”都要讚美祂。而這位榮耀全能的上帝已向祂的子民顯明自己是“三位一體”的神。祂為了救贖子民脫離罪死而賜下寶貴的救恩，這救恩就是通過“父所安排，子所成就，聖靈所施行”的順序顯明出來。因此任何一個蒙恩的信徒必然會從心靈深處會發出“讚美聖父、聖子和聖靈”的感恩，將所有的赞美都献给這位神！

雖然這首《三一頌》是在托馬斯.科恩成為王室宮廷牧師和主教前寫的，但是我們何嘗沒有從中看到托馬斯.科恩正因為明白了這三一真神的偉大，他才會在他後來的生命中如此輕看與地上的權貴和榮華富貴；这也是他在一生中多次敢於犯险向君王進諍言、做抗爭的根本原因！

最後，我們再來進一步瞭解這首充滿了莊嚴旋律的讚美詩歌曲調的來源。

當托馬斯.肯恩寫下這些詩歌時，他曾經嚴肅地告訴學生們只能用於個人的禱告，不能在公開場合詠唱。因為在那個年代聖公會規定讚美詩歌只允許出現聖經的經文，而且還必須經過官方的審查。但有趣的是今天我們所唱的《三一頌》其曲調卻出於时代更早的16世纪。作曲家是出生于1510年，比托馬斯.肯恩小整整127歲的法國人洛伊斯.布爾喬斯（Louis Bourgeois 1510-1561）。

洛伊斯1541年遷居到瑞士日內瓦，成為那裏的一名音樂教師，同時也是當地圣彼得教堂的诗班主任。當時的日內瓦是著名加爾文的新教改革宗中心，同時也是新教聖樂的創作中心。洛伊斯在那裏成了加爾文的朋友，因此很自然的成了“改革宗”的一名聖樂家。

從1539年起，日內瓦有一批優秀的作曲家開始了將聖經詩篇和部分經文按法語的韻律改編成新曲的浩大工程，完成後的聖樂作品史稱《日內瓦詩篇》。布爾喬斯加入這項事工的時間比其他作曲家晚，但由他負責完成作曲的“詩篇”卻多達八十餘首。我們今天所唱的《三一頌》曲調正是借用了當年他為《詩篇》編曲時所創作的一首曲調。因為他的這一旋律曾經先後用於《日內瓦詩篇》中的第100首和134首，故其調名称為“老100首”（Old 100th）。

與其他聖樂作曲家相比，布爾喬斯在他的音樂創作中很注重吸收當時流行的音樂元素和各种民间旋律，包括增加了和聲的搭配。為此他甚至還曾經因“未經官方許可”改編聖詩曲調而被送進過監獄，後因約翰·加爾文親自出面干預才被釋放，之後他的創作也得到了承認。正因為他的聖樂創作上的這些與眾不同的特點，才使得他的“老一百首”曲調最終成為《三一頌》的旋律，並被全世界各宗各派的教會採納，頌唱至今。

結束語

親愛的弟兄姐妹，當今的世界充滿著不義和罪惡；戰爭、動盪、紛爭、逼迫、瘟疫、災害等末世現象不斷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因此當您每週主日唱起這首歌的時候，請堅定您的信念，相信這位創造世界萬有、三位一體的神正掌管著一切，無論世界已經發生什麼，將來還會有什麼變化，祂的國度永不會搖動，祂對子民的祝福和應許更永遠不會變化！因此無論我們所處的環境如何，我們都要定睛於這三位一體的神，緊緊地跟隨祂，永遠讚美敬拜祂！同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像當年的托馬斯.科恩一樣敬虔持守，遠離罪惡，在面臨各種逼迫時恪守神的道，始終保持我們一個清潔的心，恒切禱告，持久忍耐，等待主再來的日子降臨！

 

 

他在烈火中永生！ – 記《我要歌頌我的救贖主》作者的短暫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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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引言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紹的這位詩歌作者，他的生命就像一顆流星在天空一閃而過，是如此的短暫；但他給世人留下的詩歌，卻像恒星那樣閃耀在無限時空之中，給後人帶來了不盡的啟發和鼓勵。他的經典之作中有一首詩歌不但與他生命之旅的末了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主題更是涉及到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資訊：即死亡、復活和救贖。這個人的名字叫菲利.貝力斯（Philip Bliss 1838-1876），他的那首代表作就是《我要歌頌我的救贖主》(I Will Sing of My Redeemer）。

 

1876年的耶誕節剛過，一場強暴风雪襲擊了俄亥俄州、賓州和紐約州的大部分地區。12月29日下午兩點，因惡劣氣候已經而晚點了兩小時的“湖岸和密歇根州南方鐵路公司“太平洋快線”5次列車終於從紐約州水牛城啟程，駛往目的地芝加哥。

這趟客列是這條鐵路線上最成功、最豪華的列車之一，其中包括一節專門的吸煙休息車和三節臥鋪車廂，車內到處都是華美優雅的裝飾，車廂裏都點著取暖的油燈。列車啟程後緩慢地行駛著，因為前方積雪過厚，到了敦克爾克附近又添加了一輛動力機車頭來增加牽引力。晚上7點45分時列車艱難地馳進了俄亥俄州境內跨越阿什塔布拉河谷（Ashtabula）的鐵路橋。這座橋樑的跨度有159英尺，過了河谷前方的100碼處就是阿什塔布拉車站。此時的列車已經減速，可就在頭一輛機車“蘇格拉底號”車頭幾乎已越過橋樑抵達河谷對岸時，後面的橋樑突然發生崩塌！

就在那一瞬間，隨著巨大的聲響，頭一輛機車與後面的連接處被扭斷，車頭沖出了軌道，在路基旁著地；而第二輛機車“哥倫比亞號”則和所有的車廂一起，隨崩塌的橋樑墜入到深達75英尺的河谷穀底。飛速墜落下來的車頭和車廂在落地時又造成了嚴重的彼此撞擊和擠壓，裏面的旅客頓時血肉橫飛，殘肢遍地，只有極少數傷者在哀嚎聲中爬出了車廂。隨即，車頭裏正在燃燒的煤炭又點燃了車廂，並且借著車廂內傾翻取暖爐溢出的煤油加劇了火勢的蔓延；不到十分鐘所有墜入的車輛都陷入在一片火海之中。

在這場美國重大鐵路事故史上排名第二的悲劇中，所有160名乘客中有146人遇難，其中就包括年僅38歲，美國十九世紀最具盛名的福音歌手、指揮、作曲家和詩人的菲利普.貝力斯。下面我們就來介紹他的生平故事。

（下方是反映該鐵路橋事故的一組圖片，其中左上圖事故前的橋樑照片▼）

菲利普.貝力斯1838年出生於賓州克裏菲德（Clearfield）羅蒙（Rome）的一個普通基督徒家庭。他的父母親都是當地衛理教會的忠實會眾。父親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每一天都會帶領家人聚在一起，通過唱聖詩來讚美敬拜神。這對貝力斯後來一生獻身於福音音樂具有重要的影響。

因家境原因，貝力斯自11歲起就經常出去中各處打工。他先後做過農場幫工、伐木營地的助理廚師和鋸木廠工人等各種體力活。儘管如此，他還是依靠自己的堅持和努力，在18歲那年考到了教師資格的文憑，並被紐約州哈思維爾（Hartsville）的一家學校聘請成為一名教師。

照理說，一個在農村長大的窮孩子能走到這一步應是心滿意足了，可在貝力斯的心中，那份從小受家庭影響而萌發的對音樂的愛好和追求卻從來沒有泯滅過。特別是在他十歲那年的一次經歷，更是他內心裏一直追求音樂美好夢想的強大動力。

那是一個週六的上午，他提著菜籃進城去挨家挨戶賣菜。在經過一戶大戶人家時他突然聽見裏面傳出一陣陣琴聲；那聲音是如此的美妙，以至於吸引到他不由自主地越過住宅花園的籬笆，走進那戶人家門口去傾聽。在那裏他看到有一位年輕的女士正在一架他從未見過的鋼琴上彈奏樂曲。他靠在門口靜靜地聽著；當一曲終了琴聲停止那一刻，他居然情不自禁地喊出聲來:“噢，Lady，能不能再彈一首!”那位女士聞聲吃驚地轉身，看到一個光著腳丫子的大男孩就在眼前，不由得驚嚇得大聲喊叫起來，…。那時的貝力斯當然只能落荒而逃，但聽到琴聲音樂的那一刻他的感受和震撼卻在他的心裏留下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

 

可是在那個時代，作為一名鄉村學校的普通教師想要正式走上音樂之路又談何容易。然而命運不負有心人。在接下來的人生中貝力斯有幸與好多個“貴人”相遇，依靠著他們的幫助和提攜最終改變了他生命的軌跡。

首先是在他當了教師後不久遇到了當時頗有名氣的音樂家唐納 （J．G．Towner）。後者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托萬達（Towanda）主持了一所聲樂學校。當唐納意識到這位年輕人有著一副不同尋常的好嗓音時，就主動提出願意訓練他提高聲樂技巧。這為他後來成為一名優秀的歌手邁出了重要一步，師徒倆也從此結成了好友。

接著是1858年他回到家鄉的羅蒙學院任教時，認識了一位18歲名叫露西.楊（Lucy Young）的漂亮姑娘。貝力斯本是露西家的房客，來到羅蒙後他又把自己的妹妹接來上學，也住在露西家，很快他妹妹就和露西成了閨蜜。露西的一家人都喜歡唱歌，父親還是教會詩班的指揮，這就給了大有歌唱實力的貝力斯很多融入到露西家的機會，加上有妹妹在露西身邊“敲邊鼓”，不久倆人便陷入熱戀，並在相識的第二年結成連理。

婚後本身就十分愛好詩歌和音樂的露西對丈夫心中的那份音樂夢想給了許多的鼓勵和支持。露西的家人也十分看重貝力斯。那年的七月貝力斯得知在紐約州的傑南碩（Geneseo）新成立了一家音樂師範學院，正在為兩個月的暑期專案招生；他十分渴望能去學習，但又沒有足夠的錢可以支付學費。露西的奶奶知道後便拿出她藏在襪子裏所有的積蓄，給了他三十美元，從而使他平生第一次進入音樂學校接受了正規教育。在完成相關課程後，他的岳父又給他買了一臺手風琴，方便他在空閒時間教授他人音樂。憑著這些額外的收入貝力斯又能在冬季繼續去這所師範學校學習，從而使他的音樂素養得到顯著的提高。

在具備了比較扎實的理論基礎之後，貝力斯終於可以開始嘗試自己的音樂創作，沒想到因此又遇到了一位對他來說意義更加非凡的“貴人”。

那是一次特別的機遇和緣分。事情發生在1863年，貝力斯第一次將他所寫的一首詩歌寄給了大名鼎鼎的音樂博士路特（Dr．George Root）。作為才25歲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附上的信中他不敢明說這是他的正式投稿，但卻委婉又略帶幽默地寫到：“誰願送一支長笛給這首詩的作者呢？”可沒想到路特博士在收到這份其實並不是太成熟的作品後，不僅欣然接受，寄出了一支長笛，而且還出於栽培有出息的年輕人的意願，聘請他代表自己去出席西部地區召開的各種音樂會議。由此貝力斯得以在之後的幾年中，經常作為路特博士的代表參加各種音樂會和相關會議，進一步豐富了他在音樂領域的眼見和修養。

（下圖是貝力斯工作過的羅蒙學院以及保存在羅蒙貝力斯紀念館內当年路特博士送給他的那支由奥古斯托.欧拉厂家生产的名牌長笛▼）

1864年貝力斯和妻子搬到了芝加哥，成了一名音樂教師，同時他的作品也源源不斷地創作出來。第二年的夏天，他與他的恩師唐納進行了為期兩周的巡迴演唱會；為此他得到了100美元的報酬，這在當時已是一筆不小的錢。之後他又在一家音樂出版社得到了一份職位，月薪更高達150美元。眼看他過去的音樂理想都已成為現實了，誰知道在他前面還將有更多、更美好的遇見正在等待著他。只不過他將要見到並不是像過去那樣的“貴人”，而是上帝的僕人。

其實作為一個12歲就受洗的基督徒，貝力斯所有的那些經歷都不是偶然發生的。正如聖經羅馬書所說的：“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1869年的一個夏夜，貝力斯在經過芝加的一家劇院時，看到有人正在劇院外的臺階上做會議前的演講；他上前一看原來是大名鼎鼎的佈道家德懷特·穆迪（Dwight Moody，1837－1899）。他馬上被穆迪的發言所吸引，並跟隨他進入劇院參加那天的佈道會。在詩歌敬拜環節，因為並不擅長唱歌的穆迪那天沒有安排人領唱，全場的歌聲顯得比較低弱和雜亂，這就使得台下貝力斯的歌聲顯得格外出色。於是穆迪注意到了他，並在會議結束後主動和他交談。臨告別時穆迪邀請他在下一個周日來他的聚會唱歌。在這之後貝力斯成了穆迪詩班領唱和指揮的替補，經常受邀參加穆迪舉辦的的大型福音聚會。

作為十九世紀歐美福音復興運動的領軍人物，穆迪身邊聚集著許多的聖詩領域的名人，其中的一位是丹尼爾·懷特少校(Major Daniel W. Whittle)。筆者前不久剛寫過一篇《從戰鬥英雄到聖詩詩人》的文章，介紹他的生平故事以及他所寫的著名詩歌《我知道所信的是誰》。

如果說貝力斯認識穆迪的場合可稱之為“街頭巧遇”，那麼他和懷特這次相見就屬於“歪打正著”。1870年5月懷特受外地一家教會邀請準備前去講道，對方要他自己帶一名領詩的歌手前來。於是他就去拜訪一位一位名叫懷曼的歌唱家，誰知那一日他已有了其他安排。就在那個尷尬的時刻，與懷曼一直有音樂合作關係的貝力斯正好有事闖了進來，而懷特之前就從穆迪那裏聽說過他的歌唱能力。兩人一見如故，交談甚歡，於是就約好一起去那家教會同工。之後兩人的友誼不斷加深，懷特還介紹他去芝加哥第一公理會教堂擔任了詩班指揮；同時兩人經常連袂一起在各地舉辦福音聚會。期間貝力斯還根據懷特在南北戰爭中的一段經歷寫下了《守住堡壘》這首著名聖詩。通過兩人不斷的同工，貝力斯的名聲和他的詩歌作品逐漸傳開，成為一名眾所周知的福音使者。

1874年3月24日是他們兩人合作過程中難以忘懷的日子。那天貝力斯和懷特一起前往伊利諾州的窩基根（Waukegan）舉辦福音聚會。隨著他在臺上唱起他創作的《幾乎被說服》（Almost Persuaded）時, 整個大廳被聖靈充滿，大批聽眾都紛紛來到臺前願意歸入主的門下。會後倆人決定放下過去所有的一切，作為全職的傳道者投入到福音事工之中。

 

時間過得飛快，眼前已到了一八七六年的下半年。仿佛貝力斯知道他在這世上留存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的事奉變得格外忙碌。這一點我們從下面的行程表便可清楚看到。

9月18日他和妻子一起去拜訪了慕迪。善於利用一切機會傳播福音的慕迪馬上在佛蒙特州、馬薩諸塞州和新罕布夏州安排了十一場福音聚會來讓貝力斯來負責領詩。

完成了穆迪的事工，10月份下旬他和懷特又來到密西根州，在那裏舉辦長達一個月的福音聚會。期間他利用週末時間兩次去了當地的州立監獄，為那裏的800名囚犯傳講福音。在第二次去時，他講的主題資訊是“憂患之子”，所配合的詩歌是他寫的《哈利如亞，奇妙救主》（Man of Sorrows，what a name）。當他滿懷激情，含著熱淚唱起歌中的“天父愛子由天至，常經憂患遭厭棄， 拯救罪人脫永死，哈利路亞！奇妙救主”時，台下眾多罪犯的心被歌聲融化，許多人降服在主的面前認罪悔改，信了耶穌。

結束了密西根州一行之後貝力斯馬不停蹄趕回芝加哥，在11月24日參加了穆迪在芝加哥法威爾大廳舉行的有一千名牧師參加的祈禱會。就在這次會議上，他第一次向大家介紹了自己剛完成譜曲的一首新歌，那就是由哈瑞修.斯彼福（Horatio G. Spafford作詞的《我心靈得安寧》。這首著名的詩歌是斯彼福在自己四個女兒全部葬身於大西洋郵輪海難後所寫的。貝力斯為它所配的旋律極具莊嚴、恢弘和敬虔，使這首詩歌成為聖詩樂壇上經典的不朽佳作。會議結束前他為大家唱了一首《我要回家了》（ I’m Going Home ）。這仿佛是一個多月後他要回天家的預言，儘管當時誰也無法預料到將要發生的事。

在芝加哥開完會後，貝力斯和懷特又匆忙來到伊利諾斯的皮奧裏亞（Peoria），與那裏的衛理公會牧師們一起同工。期間一位名叫摩根的英國牧師專門趕來與他們商量去英國佈道的具體事項。為此貝力斯夫婦還一度還討論到此行究竟要不要帶上兩個孩子，最後妻子露西出於安全的考慮占了上風，他倆決定把孩子放在外祖母家。在討論此事時他們確實是想到了斯彼福四個女兒死於海難事故帶來的教訓；可誰能想到這對父母親為子女做出這個安排後竟然是他們自己將在一場陸地的事故中喪生！

在皮奧裏亞舉辦的最後一次會議上貝力斯唱了他兩年前創作的，也是他最喜歡的一首歌《我不知道主將何時來》，歌詞的第一節是：“我不知道我主什麼時候來，帶我到祂親愛的家;但我知道祂的同在必照亮黑暗，這就是我的榮耀。”這是懷特和其他同工聽到貝力斯所唱的最後歌聲，也是他一直以來為什麼如此熱心迫切地傳講福音的真實心情寫照。

接下來倆又趕到芝加哥與穆迪會面討論去英國佈道的安排。交談中穆迪希望他們能夠在過了耶誕節後的12月31日那個周日前趕回芝加哥參加他年度內安排的最後一次福音聚會，然後大家一起前往英國。儘管心裏對穆迪的安排有所猶豫，但貝力斯還是表示願意順服。

見完穆迪後貝力斯和懷特告別，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一起回到他岳母所住的城市濱州托安達（Towanda）過耶誕節。在那裏他幾乎參加了所有他可以到場的福音聚會，通過詩歌和演講來鼓勵他人信主。

（貝力斯夫婦和兩個孩子的照片▼）

時間到了12月27日。那天懷特收到貝力斯寄來的一封信，裏面寫道:“我一直沒有從你那裏明確我究竟要不要在星期日趕到芝加哥；除非收到你的確認，否則我不會離開。”這是他真實的心情，他捨不得在新年前夕離開他的孩子們。

收到貝力斯的信後懷特的心裏也在一直在莫名其妙地猶豫，究竟要不要打電報讓他儘快來；可一想到穆迪的安排，到了傍晚他還是發出了電報。

 

收到電報後貝力斯立刻決定告別家人和妻子一起馬上返回芝加哥。此時離那個最後的關頭已經是按小時計了。28日下午他倆離開家前往附近的韋弗利(Waverly）火車站；在買好車票後他給懷特發出了電報，告訴他抵達時間。電報的結尾他寫了“願上帝永遠保佑你們！”這是他留給世人的最後的文字。

貝力斯夫婦買的是聯運票。按列車行程表他倆應該先在晚上12點到達紐約州的水牛城（Buffalo），然後再換乘另一次前往芝加哥的列車。可是列車離開韋弗利才二十英里處引擎就出了障礙，為此耽擱了三個小時。眼看要通宵在火車上，而且即便如此也無法接上預定的那班轉去芝加哥的列車，於是貝力斯決定乾脆就在列車抵達霍內爾斯維爾站時提前下車，在當地休息一晚再走。下車後他們住進一家叫奧斯本的旅館；到第二天的上午繼續前往水牛城。到了那裏後開往芝加哥時間最靠近就是這輛“太平洋快線”的5次列車，而這輛列車又因為惡劣氣候原因晚點啟程了兩小時。

就因為上述這一連串陰差陽錯的原因，導致他倆上了這輛列車，而列車又在那個特定的時間點抵達阿什塔布拉河谷（Ashtabula）的鐵路橋。接下來的情節在本文開始時已經介紹過了。

據倖存者介紹，事故發生後，貝力斯本已經從車廂裏逃生，但當他發現妻子還困在裏面時，又毅然返回到車內去試圖營救，結果不幸和其他旅客一起被大火吞噬。

下圖是事故中的那趟列車的第一個機車車頭““蘇格拉底號”，事發時沖出軌道在橋樑的路基旁著地▼

 

因為事故發生後火勢過於猛烈和長時間的燃燒，導致所有旅客的物品都毀於烈火之中，甚至連死者的遺骸都已經無法識別。但所幸的是貝力斯在韋弗利上車前時因考慮到轉車的不便而將行李辦理了托運，因此他的行李並沒有途中隨他下車，最後安全地轉送到芝加哥，從而使後人能夠看到他生前寫的最後一首詩: 那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這首《我要歌頌我的救贖者》。歌詞如下：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

I Will Sing Of My Redeemer

(一）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

時時唱祂奇妙愛；

I will sing of my Redeemer

And His wondrous love to me;

十字架上祂被釘死，

免我咒詛，免我死。

On the cruel cross He suffered

From the curse to set me free

（二）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

祂已贖盡我罪愆；

I will tell the wondrous story,

How my lost estate to save,

因祂大愛捨了性命，

作我贖價，賜自由。

In His boundless love and mercy,

He the ransom freely gave.

（三）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

祂的大能我傳述；

I will praise my dear Redeemer,

His triumphant pow’r I’ll tell,

祂使我能得勝歡呼，

勝過罪死和陰府。

How the victory He giveth

Over sin and death and hell.

（四）

我要歌頌我救贖主，

豐滿救恩祂白賜；

I will sing of my Redeemer,

And His heav’nly love to me;

使我重生得享天福，

與祂同作神後嗣。

He from death to life hath brought me,

Son of God, with Him to be.

（副）

歌頌，歌頌我救贖主！

祂的寶血為我流！

Sing, O sing of my Redeemer,

With His blood He purchased me;

十字架上受盡痛苦，

還清罪債把我贖。

On the cross He sealed my pardon,

Paid the debt and made me free.

因為這場悲劇的突然發生，貝力斯這位作曲家來不及為這首詩歌完成譜曲。現在我們唱的版本是貝力斯生前的另一個密友詹姆斯·麥克格拉納漢(James McGranahan)替他譜寫的。麥克格拉納漢本人為了繼承貝力斯的遺志，還接替了他成為懷特福音團隊的夥伴。他為貝力斯譜曲的這首歌發表後還成了托馬斯·愛迪生發明留聲機後最早灌製成唱片的歌曲之一，流傳到世界各地。

 

貝力斯出事的消息傳出之後，全美國的民眾都陷入悲傷之中。人們痛惜這位美國聖詩史上才華和影響力僅次於克裏斯芬.芬妮的偉大聖樂家那麼早就離開了人世，更為他經歷了烈火焚身那麼慘烈的不幸而難過。認識他的朋友更是難以抑制心中的悲痛，泣不成聲，…。在哀悼之餘，甚至還有人對上帝為什麼會容許這件事的發生產生了不解和疑惑。

是啊，如果穆迪沒有邀請貝力斯參加12月31日芝加哥的聚會；如果懷特沒有發出那份電報；如果那天氣候沒有那麼惡劣；如果前往水牛城途中列車沒有發生障礙；如果貝力斯沒有中途在那站提前下車；如果那五次列車沒有晚點啟程前往芝加哥，等等等等；那麼他就不會死！如此的話，他的一生將會給後人留下多少優秀的讚美詩歌作品！可是我們的神啊，祢為何沒有施展祢的大能去改變這一切？！

但這一刻我馬上想到了我們的主耶穌。祂在世上也只是留下了三十幾年的人生軌跡；祂在耶路撒冷和加利利傳講福音只不過三年；祂在十字架的死更是承受了世人難以想像的痛苦。當祂即要離開這個世界時，祂的門徒也同樣的不舍；可是祂卻對他們說：“我去對你們有益；…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約翰福音16:7,20）

這就如貝力斯這首《我要歌頌我救贖主》詩歌中所寫的，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受盡痛苦”，“流出寶血”，為我們“捨命”“被釘死”，就是為了“勝過了罪死和陰府”，讓我們得享“重生的天福”，“與祂一起同做神的後嗣”。這是何等奇妙的福份！任何人只要得著這屬天的福分，無論他在地上的一生是長是短，是苦是樂，是生還是死，這種福分沒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奪去！

確實，對沒有信仰的人而言死亡如像一座無形之牆，它將隔絕人間的陽光、親情以及一切的美好，因此人們對它充滿了恐懼和害怕。但對真正的基督徒而言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無論死亡以何種形式出現，他們都願意坦然面對。因為他們知道耶穌已經拔除了死亡的毒鉤，原來的死蔭幽谷已鮮花滿園，充滿了光明和希望；“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啟示錄14：13）神的子民必在上帝的生命冊裏永遠有份；信祂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翰福音 11：25）

回到貝力斯才38歲卻死於鐵路事故悲劇一事上，我想借用著名佈道家葛培理牧師在他紀念他的外甥，一位北卡羅來納大學在讀學生，該校“校園基督徒團契”主席，因患心臟病而過早去世的桑迪追思會上那句話來作為對貝力斯短暫一生的回顧：“他的生命並沒有夭折，而是完成了！”

此刻，我的腦海裏又響起貝力斯的那段鏗鏘有力的旋律：“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二戰傳奇人物潘霍華牧師和就義前他寫的《所有的美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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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引言：1945年4月9日，德國納粹位於巴伐利亞州費希特爾山脈地區弗洛森堡集中營裏的人似乎已經可以從遠處聽到盟軍越過萊茵河向德國境內挺進傳來的炮聲。此刻天還沒有完全亮，在一間牢房裏黨衛軍看守正在匆忙對一名囚犯宣讀死刑判決。在场的一位集中營醫生費舍爾-惠爾琴斯（H. fischer – huellstrings）见证了以下的一幕：那位囚犯聽完判決後臉上沒有顯露出絲毫的恐慌。他安靜地接受了黨衛軍提出的羞辱性要求，脫光了身上全部的衣服，然後跪下來極其虔誠地向神禱告。接著他被帶到了刑場，他又再一次低頭做了一次簡短的禱告，然後從容登上絞刑架，慷慨就義….。

這一天離該集中營被盟軍解放只相差了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後希特勒在柏林帝國總理府地堡內自殺；5月7日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這位倒在二戰勝利黎明前夕的男人就是今天我要介紹的這首《所有美善力量》詩歌作者，集大學教授、神學家、新教牧師、反希特勒雙面特工、殉道者於一身的德國傳奇人物迪特裏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潘霍華出生於1906年2月4日，是家中八個孩子中的老么。他的家族是知識份子世家。祖父曾做過德國的地方法官，父親卡爾·邦霍費爾(Karl Bonhoeffer)更是國內精神病學和神經學領域的著名權威。母親保拉·邦霍費爾(Paula Bonhoeffer)本人是一名教師，其祖父是德國著名的神學倫理學家，父親卡爾·阿爾弗雷德·馮·哈斯還做過德皇凱撒威廉二世的宮廷牧師。

潘霍華從小就顯得比同齡的孩子興趣更為廣泛，聰穎過人，特別是彈得一手好鋼琴。可到他中學畢業後突然開始將注意力轉向神學，報考了柏林蒂賓根大學就讀神學；在那裏完成了相當於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的國家考試後又進入柏林大學攻讀神學博士專業，直到1927年獲得博士學位，而那年他才年僅21歲。

當潘霍華決定要就讀神學時，原本看好他音樂天賦大好前景的父母親一度非常失望，認為對兒子而言，將來一輩子要“過一個平靜又平淡的牧師生活幾乎必将是一種遺憾”；多年後他父母親才明白他們當時的想法是大錯特錯，而導致後來這一切變化的初因離不開潘霍華在1930年的美國之行。

因為潘霍華博士畢業時過於年輕，還不符合德國可授予神職的條件，因此他先去了西班牙巴賽隆納一家德人教會擔任了一段時間助理牧師，然後又在1930年作為交換學生前往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短期深造。在紐約雖然只待了一年時間，但卻給他後來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帶來了重大影響。

下圖照片分別是紐約阿比西尼亞浸信會教堂的內外場景及非裔牧師老亞當·克萊頓·鮑威爾▼

在學校裏他因為師從同一個導師而認識了黑人學生弗蘭克·費舍爾；後者又介紹他去離學校不遠的紐約哈萊姆黑人區的阿比西尼亞浸信會教堂(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 去教主日學課程。因此機緣，他認識了教會的非裔牧師老亞當·克萊頓·鮑威爾( Adam Clayton Powell Sr. )。老亞當不但是一名講道極具感染力的出色牧師，也是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重要成員；他曾在1917年7月與其他教會領袖和民權活動家一起發起過抗議針對黑人暴力事件的大規模遊行，是一名主張社會普世福音，反對種族歧視的身體力行者。在紐約的這段期間潘霍華深受老亞當的影響，並且促使他進一步思考今後德國教會對融合不同種族所應有的責任。

1931年從美國回到德國後，潘霍華即被柏林大學聘請作為系統神學課的講師，同時也被路德宗教會正式授予柏林聖馬太教堂（St. Matthew’s Church）牧師的聖職。而此刻的德國又正處於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即希特勒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前夜。

1932年7月在德國舉行的第6屆國會選舉中，由阿道夫·希希特勒领導的納粹組織國家社會主義工人党成了議會的最大黨派。半年後希特勒又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為 總理，標誌著納粹主義正式統治了整個德國。希特勒上臺後不久就將其魔爪伸向教會，在全國發起了所謂的“德意志帝國教會統一”運動，企圖將原本比較分散的各大教會宗派統一到納粹主義的軌道上來，並在教會中強行推行包括廢除舊約，將納粹標誌與十字架並列作為敬拜對象，以及“去猶太化”等種種明顯敵基督的法西斯措施。

面臨這樣的環境，德國的許多教會和會眾都屈服於希特勒的淫威，成為暴政下的“順民”，某些上層人物甚至還成為其政策的擁戴者和代言人；然而此時的潘霍華卻勇敢地站出來，以罕見的大無畏精神和實際行動來抵制希特勒染指教會的陰謀和企圖。

1933年1月希特勒剛就任總理兩天，潘霍華就公開發表廣播講話，告誡信徒要區別“領袖（Führer）”和“引誘者”（Verführer）”的不同，並且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民眾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領袖變成偶像。而領袖也往往樂於接受崇拜；久而久之，這種人越來越善於迷惑群眾，把自己偶像化，奪取神的地位”；

同年4月，他又首次以教會牧師的身份發出反對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聲音，聲明“受洗的猶太人是我們教會的成員”；教會不能成為“把受害者綁在輪子上戰車的一個輻條”；教會“不僅要為那些倒在國家戰車車輪下的人包紮傷口，而且還要擋住車輪的轉動！”

1934年他參與發起成立不受當局控制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並擔任其主要發言人；同時他還負責組建認信教會在肯瓦爾德的神學院，專門培訓認信教會的牧師。兩年後該教會被法西斯當局宣佈為非法，神學院也隨之被取締；但他仍然通過舉辦地下“遊走神學院”的方式，繼續在德國的東部地區進行牧師培訓計畫直到1940年。

作為一位牧師潘霍華之所以敢於在那個時期以罕見的勇氣站出來譴責抵制希特勒的陰謀企圖，支撐他的重要信仰理念是他在1937年所寫的《做門徒的代價》(The Cost of disciple)一書所表達的兩種“恩典觀”。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Paperback在這本書中他這樣寫道：“‘廉價的恩典’（cheap grace）是只要恩典，不為門徒；只要恩典，不要十架；只要恩典，不要道成肉身的耶穌”；“這種‘恩典’只講寬恕而不需要悔改，只想洗禮而不要教會紀律，只有聖餐而不需要認罪。”“在這種‘恩典’之下，只有罪得赦免，罪人卻沒有稱義；它讓‘世界罪人的稱義’變成了‘使罪和這世界稱義’,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恩典變成犯罪的許可證，而無需付出做門徒的代價，… 。”

“而‘重價恩典’（costly grace）則是一種叫我們跟隨耶穌的呼召，這種呼召饒恕了我們破碎的靈和悔罪的心。它之所以有代價，是因為它迫使我們去順服基督的軛，去效法祂”。“這種恩典它代價高昂，因為需要付上一個人的性命；但它也是恩典，因為它給人唯一真實的生命”；“更重要的是這昂貴的恩典是神以祂兒子的生命為代價賜給我們的，但神卻不認為犧牲祂兒子是昂貴的代價，為了我們把自己的兒子交了出來，神的道成了肉身”。因此“一個踏上‘重價恩典’之路的人必然會全然投入”；“當他接受基督呼召的時候，不管是父母或是妻兒，也不管是國家或傳統，都不能留住他”。“人若不分擔耶穌的道路、受苦和掙扎，就無法參與救贖”；“門徒之為門徒，也是在於他們分擔主的受苦，遭棄絕和釘十字架。”

潘霍華的上述作為很快就引起了希特勒政權和依附納粹的教會上層的注意和迫害。1936年8月，他被路德宗某主教稱作“和平主義者和國家的敵人”；接著他在柏林大學的任教授權被正式撤銷，因此失去了國家終生教職；1938年，蓋世太保甚至禁止他進入柏林；1939年他被納粹禁止在公共場合講話，並被要求定期向警方報告他的活動；到1941年他的所有著作都被禁止發行。

面臨以上種種逼迫，潘霍華不但沒有膽怯和畏懼，反而更進一步，從一個膽敢抵制和譴責法西斯政權的大無畏牧師轉變成直接加入反抗希特勒抵抗運動秘密組織“阿布韋爾”，成為一名“特工”。而在這個“銳變”過程中他的二姐夫漢斯·馮·多納尼(Hans von Dohnányi 1902-1945）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多納尼本人具有法律博士學位，在希特勒上臺時擔任過德國司法部部長的首席法律顧問，因此有機會接觸到當居的機密檔案；當他瞭解到希特勒在國內清除異己以及入侵波蘭後對猶太人所犯下的種種殘暴罪行後，毅然冒著極大風險將相關檔秘密地保存下來，並在1939年被“阿布韋爾”（Abwehr）組織吸收成為一名特工。

“阿布韋爾”是德國在1921年成立的反間諜情報機構的名稱，其德文原意是“防禦”；該組織之所以用了這個名字是因為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在戰後其軍事情報運作被英法為首的協約國規定只能限於防禦的原因。但該組織自1935年由海軍上將威廉.卡納裏斯擔任領導人之後，已逐漸演變成一個由部分不滿納粹的國防軍高層以及多方勢力組成的，企圖推翻希特勒政權的反抗勢力大本營。吸收多納尼加入該組織的就是“阿布韋爾”的副局長漢斯·奧斯特 (Hans Oster)將軍。而多納尼和潘霍華除了姻親關係外還是同一個名校格魯內瓦爾德高中（Grunewald-Gymnasium）的校友，兩人又具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因此多納尼在加入“阿布韋爾”後的第二年，又以潘霍華在歐美具有廣泛的人脈關係，今後可當反抗運動向盟國傳達重要資訊的理由介紹他加入。

至於潘霍華為什麼願意加入這個組織內心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他在大戰爆發前夕的1939年7月寫給友人的一封信找到相關線索。那時他剛受邀來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作訪問教授不久，而且還可以通過申請在美國永久居留來躲開戰禍和迫害，但他卻決定馬上返回德國。在這封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必須和德國人民一起度過我們國家歷史上的這一艱難時期。如果我不與我的人民分享這一時期的考驗，我將沒有權利參與戰後德國的基督教生活的重建；… 。德國的基督徒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怕的選擇，要麼願意他們的國家失敗，以使基督教文明得以生存，要麼願意他們的國家勝利，從而摧毀文明。我知道我必須在這些選項中做出抉擇。”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潘霍華和多尼納這對原本只是律師和牧師的知識份子在那段特殊的歲月裏在“阿布韋爾”組織之內所經歷的堪稱傳奇、雖敗猶榮的經歷。隨著美國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正式宣佈加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國陣營，以及1942年1月德軍在莫斯科城下的失敗，“阿布韋爾”組織加快了旨在推翻希特勒政權的各項準備；其中最為關鍵的兩項任務分別是：除掉希特勒和爭取與同盟國達成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而潘霍華和多尼納這倆位初來乍到的“菜鳥”特工恰恰在這兩項艱難任務中都參與了特定的角色，在那段驚濤駭浪的諜戰風雲中留下了他們不可磨滅的個人印記。

我們先介紹潘霍華。他加入“阿布韋爾”之後果然不負使命，利用自己在歐美宗教界的社會關係，多次利用出訪挪威、瑞典和瑞士等國機會秘密會見有關人士，向盟國透露德國反抗運動勢力的存在、實力、以及期望在除掉希特勒之後與英美達成和平協議的願景等資訊，以其獲得對方的支持和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他在1942年6月在中立國瑞典見到他的密友，英國聖公會的喬治.貝爾主教（ George K.A. Bell）, 成功地將上述資訊通過貝爾主教轉達到擔任英國外交部長的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手裏；只因為此時的同盟國已經達成德國必須無條件投降的一致決定，他的努力在客觀上無法成為現實。

我們再看多納尼，他更是了不得，直接參與了一次代號為“閃電”的刺殺希特勒行動。1943年3月德國反抗勢力計畫利用Hans von Dohnányi Hans von Dohnanyi seated and two of his Abwehr colleagues Karl希特勒視察東部戰線的機會除掉他。“阿布韋爾”組織事先設法搞到了一枚英國製造的定時塑膠炸彈，並將其偽裝安放在一個裝有兩瓶白蘭地的禮品盒裏，然後由多納尼親自負責將其帶往達斯摩棱斯克，轉交給了在那裏擔任中央集團軍的參謀長馮·特雷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少將。（上圖三人中戴眼鏡的那位軍官就是多納尼）

3月13日希特勒一行抵達斯摩棱斯克後，特雷斯科夫少將利用招待來賓的午餐會機會，委託希特勒的隨從官員勃蘭特上校，請他將這份“禮物”在希特勒抵達下一站目的地東普魯士拉斯登堡陸軍總部時轉交給那裏的史蒂夫將軍。隨後該“禮物”被上校作為行李帶進了希特勒的專機。按事先的設定，炸彈應在飛機起飛後的第30分鐘在明斯克的上空爆炸，可沒想到等來的卻是希特勒平安抵達目的地的消息。眼看刺殺謀圖即將暴露，特雷斯科夫少將緊急派人趕在上校見到史蒂夫將軍之前，以手下人拿錯白蘭地為名將“禮物”換回；經檢查後方知道炸彈未爆原因可能是因為飛機行李倉內溫度過低，未能按設計成功觸發雷管撞針所至。雖然潘霍華和多納尼所參與的這兩項行動都功虧一簣，但所幸的是他們的行動本身並沒有被納粹察覺，兩人一時也都平安無事。可誰也沒想到接下來他們會在另一件貌似風險不大的“特工”行動裏翻船，失去了自由。原來他倆在“阿布韋爾”裏還參與了一項代號為“U-7”的秘密計畫，即通過為部分富有猶太人偽裝成“阿布韋爾”駐外特工或教會海外代表等身份的途徑來幫助他們逃離德國。這項行動開始時一直非常順利；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有14名猶太人被安全地轉移到中立國瑞士。可是蓋世太保秘密員警事後通過追蹤猶太人銀行巨額資金的非正常流動，順藤摸瓜最終發現了幕後的操作者，由此導致潘霍華和多納尼兩人在1943年4月5日雙雙被捕。

被捕之後，在一年多的審訊時間裏他倆的“罪名”還局限於“違反外匯交易”和所謂的“腐敗”，但在1944年7月20日，又發生了同屬反抗運動組織的德軍军官施陶芬貝格上校，在希特勒“狼穴”指揮部會議室引爆定時炸彈的重大事件。事件中原本被施陶芬貝格放在靠近希特勒座位附近藏有炸彈的公事包，在他藉故抽身離開後被一位與會軍官挪動了位置，加上炸彈爆炸後掀起的厚重橡木會議桌擋住了氣浪和彈片，在場的希特勒僥倖只是腿部受了輕傷。

下圖右為施陶芬貝格上校；下左二圖分別為爆炸後的現場及據稱是希特勒當時所穿的褲子，其褲腿部位可見被爆炸衝擊導致的破殘程度▼在事後的大規模的報復行動中，大批涉案的軍方和情報界高級軍官被捕。之後又在步步緊逼、剝繭抽絲的追查過程中，多納尼保存在陸軍佐林（Zossen）基地的秘密檔案在1945年1月22日被蓋世太保發現；接著卡納裏斯上將保存在情報局保險箱內的個人日記及部分檔也在當年的4月4日被查獲。至此，包括潘霍華和多納尼在內的多名在押嫌犯所參與的眾多秘密行動終被徹底曝光。希特勒在看了日記後勃然大怒，親自下令由黨衛軍處死涉案要犯，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始的一幕，潘霍華在1945年的4月9日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集中營被處決的情形；與他同時上絞刑架的還包括“阿布韋爾”領導人卡納裏斯上將等五人；在同一天被希特勒恨之入骨的多納尼也在另一家集中營被黨衛軍用鋼琴的鋼絲琴弦残酷勒死。

在長達近兩年的鐵窗生活中，潘霍華為世人留下了許多書信和詩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今天我要介紹的這首《所有的美善力量》（Von guten Mächten/By Gentle Powers Lovingly Surrounded) 詩歌。詩歌分6节，內容如下：

這首詩是潘霍華在監獄裏寫給自己的未婚妻瑪麗亞·馮·韋德梅爾九首詩歌中的最後一首，從內容看應該是寫於接近1945年的元旦，離他被處死只剩下百日左右的時間。從詩歌裏我們可以充分看到潘霍華之所以坦然面對囚禁的折磨和死神的威脅背後支撐他的強大信仰支柱，那就是詩歌中所說的有神與他的“同在”，“神預備的救恩”，神在“黑夜”中對他的“光照”、“帶領”和“安慰”，以及將來“與神再相聚”的盼望；而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圍繞”和“遮蓋”他的“美善”力量，讓他“心存感謝”地去“領受滿溢著憂愁痛苦的苦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給神”，… 。

如果我們再結合潘霍華在生命的末了通過一名英國囚犯帶給貝克主教的那段遺言，就更能夠理解他寫下這首詩歌時的精神昇華：“This is the end—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 （這是終局，但對我來說卻是生命的開始！）

親愛的弟兄姐妹，第二次世界大戰炮火硝煙的散去雖然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三世紀，但主耶穌所預言的「民族要起來攻擊民族，國家要起來攻擊國家，並且到處要有饑荒、瘟疫和地震」（馬太福音24:7；聖經思高本）等末世特徵卻仍然活生生地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浮現。時過不久席捲各國的新冠病毒和眼下正在燃燒的俄烏戰火更是明證。展望未來，還必定还會有更嚴重的疾病、災難、爭戰、和逼迫在等待著我們。但正如銘刻在弗洛森堡集中營潘霍華等六名抵抗戰士就義處那塊紀念碑上的經文所說的：「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后書1:7）；有了祂這樣的“美善力量”遮蓋，我們必不至於恐懼和害怕。

親愛的弟兄姐妹，願你我從潘霍華的人生和這首詩歌中得到啟示和感悟，摒棄潘霍華所批判的那種“廉價恩典”觀，牢記我們是被“重價贖回來的”天國子民，背起十字架跟隨主耶穌（哥林多前書6:20），把我們的生命完全交托給神，在任何環境下都堅守我們的信仰，直到主耶穌再臨的日子到來！

因為潘霍華的巨大影響力，為他這首歌譜曲的版本竟然有七十種之多，但最出名的版本就是由以下視頻中這位

鋼琴彈奏者Siegfied Fietz在1970年創作的旋律：▼

寫下《愛主更深》詩歌作者的愛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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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今天我要介紹的詩歌作者名字叫伊莉莎白·佩森·普倫蒂斯（Elizabeth Payson Prentiss）。她1818年出生於美國緬因州的波特蘭市。父親愛德華.佩森（Edward Payson 1783–1827)是一名才華洋溢的牧師；他十六歲就考上了哈佛，20歲哈佛畢業即當上了緬因州波特蘭一家學校的校長；之後因受其當牧師的父親影響，再去神學院繼續深造，學成後進入衛理公會牧會，不久便成為那個時代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牧者。母親安·路易絲·希普曼(Ann Louise Shipman，1784-1848)則出身於一個富裕人家，其父是康州紐黑文(New Haven)市一家為州政府鑄造貨幣公司的合夥人，同時也涉足保險和債券投資行業，是當地一名著名的商人。在這樣的一個家庭長大，伊莉莎白的童年無論是在精神還是物資生活上過得遠比一般人家充實和富足。

可惜天有不測風雲，就在伊莉莎白9歲那年，父親便因患肺結核而英年早世，留下家中的妻子和大小六個子女。父親的去世給全家人的生活帶來了陰影，但幸運的是作為長女的路易莎（Louisa）在這時候挺身而出，18歲就承擔起了養家的重任。她似乎是繼承了從外祖父那裏得來的經商基因，先在紐約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一年後又回到家鄉波特蘭開設了另一家學校。在她母親的全力協助下，學校辦得有聲有色。

不同於姐姐路易莎，伊莉莎白的成長之路則更多的是像她父親。她不但像她父親那樣天資聰穎，才華橫溢，從小就表現出文學寫作的天賦，到16歲時，已經成為一家基督教期刊《青年之友》（The Youth’s Companion）的固定撰稿人；而且她也像父親當年那樣，在19歲時就獻身於教育，先是在家裏開辦了一所面向幼兒的學校；兩年後又受聘去了佛吉尼亞州裏士滿的一家私立女子學校當了老師。

1845年，伊莉莎白因閨蜜安娜的緣故認識了安娜的哥哥喬治·劉易斯·普倫蒂斯（George Lewis Prentiss）；兩人結婚後定居在麻薩諸塞州的港口城市新貝德福德，喬治是那裏南區的三一教堂牧師。成為師母後的伊莉莎白，一度放棄了自己的文學創作愛好，而把重心放在全力協助丈夫牧養教會上。她經常陪伴丈夫去探望會眾中生病或失去親人的家庭，給他們帶來了特別的安慰，同時也參與了教會裏的許多事工。

在新貝德福德居住的五年半時間，是伊莉莎白一生中的一段美好時光。當地的居民因有捕鯨業而普遍比較富裕，為了感謝她倆夫婦無私的付出和愛心，每日都在她家門口送上鮮花和蔬果。在那裏她和喬治更是有了一對愛情的結晶，先後生下一女一子，小名叫安妮和艾迪。作為母親，有一雙兒女整日繞膝在身旁，她倍感幸福。

1851年4月間，因喬治在紐約一家長老會教堂找到了新的牧師職位，伊莉莎白帶著兩個孩子隨丈夫一起離開了新貝德福德。任何新到紐約這座大都市的人都需要一定時間來適應，更何況是帶著一雙兒女的伊莉莎白，許多事情都要從頭開始做起。經過半年多時間的忙碌總算安定下來，時間也到了當年的聖誕佳節。看著兩個歡天喜地的孩子，伊莉莎白心裏也充滿了柔情和嚮往，因為在她體內又有一個小生命在孕育成長，預期到來年的開春時分即將誕生。可沒想到剛過了聖誕新年，一場人生悲劇的暴風雨就撲面而來。

那年的1月中旬紐約特別寒冷。伊莉莎白4歲的兒子艾迪（Eddy）突然高燒不止，其症狀類似今日之腦膜炎症，而那時的醫生對此病毫無對症之藥。伊莉莎白更是束手無策，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在1月16日那天夜裏在她懷裏最後停止了呼吸。小艾迪是她的心頭肉，在給孩子正式取名時她還特意選用了她最懷念的父親名字，也叫“愛德華”。這時候的伊莉莎白真可謂心如刀割，悲痛萬分。可她還必須強忍住自己的情緒，不讓它徹底崩潰，因為她知道肚子裏還正懷孕著另一個幼小的生命。

愛子艾迪去世兩個月後的4月17日，一個女嬰終於呱呱落地，夫婦倆給她取名叫貝西（Bessie）。可禍不單行，這孩子一生下來就進入病危；儘管醫生想方設法延續她的生命，可還是在剛滿月的第二天就夭折了。

短短幾十天之內就親眼目睹了自己兩個孩子生命在眼前消失，對伊莉莎白來說是一種什麼樣的打擊，我們可以從她筆下的部分文字中看到其痕跡。在兒子去世後的日記裏她這樣寫道：

“我抱著這小小的棺材，但看不見兒子的臉，因為死亡已經如此粗暴地摧殘了他。此時的我兩手空空，空空如也，只剩下疲憊不堪，如此疲憊不堪的軀體，以及那種無法用言語來形容，只想逃離這個給我帶來這麼多痛苦經歷的世界的強烈渴望，….。”

在再度又經歷了女兒貝西死亡後，她甚至還一度產生了埋怨上帝的情緒。在一首名為《我的花圃》的詩裏，真實記錄了她當時的感受：

「我原以為一群喋喋不休的男孩和女孩
會填滿這空蕩的房間；
隨著每個孩童像花一樣的成長綻放，

我的心房將被鮮花充滿；
可如今屬於那裏的只有一個孩子和兩個綠色的墳墓。
這是上帝給我的禮物，
我可回饋祂的只剩下一顆流血、昏厥、破碎的心。」

甚至在很久以後她還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在我看來，那些能坐下來哭泣的人，是對苦難的一無所知。”

正當她陷入在如此絕望悲傷的情緒中不可自拔的時候，她那當牧師的丈夫給了她許多的幫助和安慰。在從墓地回來的那天，喬治在與她聊天時建議她把目光轉向神，說：“就像我們在自己的孩子生病或處於各種困境時更加愛他們一樣，上帝在這樣的時刻也會更加地愛我們。”伊莉莎白的心因此大得安慰。於是她下決心要從悲傷中走出來，用一顆更加愛主的心來服事神，並且把她對自己孩子的愛和思念轉化為愛普天下的孩子們，引導他們從小就更加愛慕上帝。

于是十幾年前暫時在她身上“潛伏”下來的文學基因再度爆發，在短短的10天之內伊莉莎白就寫出一本名為《小蘇西的六個生日》的兒童故事書籍，發表後讀者好評如潮；接下來一發不可收，在1853年到1856年的四年之中，她又連續發表了《家庭之花：一本給女孩的書》(1853年)、《只有蒲公英》(1854年)、《亨利和貝西》(1855年)、《小蘇西的六個老師》(1856年)、《小蘇西的小僕人》(1856年)等一系列優秀福音兒童文學作品，其中部分書籍還被翻譯成德、法等國文字。

▲上圖為伊莉莎白所寫的三本成名佳作：《小蘇西的六個生日》《小蘇西的六個老師》《邁向天堂》

也許讀者已經注意到以上作品名單中並沒有出現《愛主更深》（More Love to Thee, O Christ）這首著名詩歌。然而其實它就是創作於上述時間段中的1856年，只不過伊莉莎白當時寫下此詩的目的只是記錄她那時的一段特殊心緒歷程，並非是想將其發表，而且這首詩也只能算是一個“半成品”，並沒有完全完稿。其這背後的原因又是與她的一個新生孩子有關。

1854年7月23日，伊莉莎白又生下了一個女孩，小名叫閔妮（ Minnie）。夫婦倆對這個再得的新生兒自然是百般呵護。看著女兒一天天長大，伊莉莎白總算放下心來。可沒想到在孩子一歲半時卻得了一場大病，隨著病情加重，甚至還幾度瀕臨死亡。經歷過前面兩個孩子被死神奪去悲劇的伊莉莎白，又一度陷入到驚慌恐懼之中。但那時她已經學會在困境中仰望神。她不但晝夜向神禱告，求主施展大能醫治她的女兒，同時也反復吟唱她所喜歡的讚美詩歌，來幫助自己熬過那段折磨人的時期，直到小閔妮的病情終於轉危為安，逐漸康復。在這期間，有一首名叫《更加與主接近》的詩歌給了她特別的安慰和啟發。

這首詩歌的作者是十九世紀英國的女詩人莎拉.亞當斯（Sarah F. Adams 1805-1848）。她原本是倫敦一位傑出的莎士比亞劇演員，後來因不幸身體受傷而告別舞臺，轉向文學創作。有一天，她教會的牧師請莎拉寫一首詩歌來配合他主日的講道，題目與《聖經》「創世紀」28章的“雅各之夢”有關。這段經文說的是亞伯拉罕的孫子雅各因得罪了哥哥以掃有被其報復殺害的危險，因而被迫遠走他鄉去避難。在他最孤獨無助的時刻，有一天主的使者在夢中向他顯現；他聽到了耶和華上帝在天梯之上親口賜給他的美好應許，從此讓他重新得力，有了盼望，坦然去面對前方未知的人生困境。莎拉把經文中的曠野、日落、夜深、枕石、做夢、天梯、天使、神的應許等各種場景與主耶穌的十字架救恩信仰融合在一起，寫成了一首優美感人的詩句；全詩更是重複了16次「更加與主接近」（Nearer, My God To Thee）來烘托她要表達的詩歌主題。

這首聖詩深深地打動到伊莉莎白的心，並且讓她再次想起幾年前失去兩個孩子後從神那裏得到的安慰及自己所立下的心志，要以更加愛主來回報神的愛。於是她拿起筆步莎拉詩歌的原韻寫下了這首《愛主更深》；在創作中她也反復用了14次的“更愛我主”（More Love to Thee）來突出自己的心願。

▼下圖為伊莉莎白年輕及中年時期的畫像:

也許是在寫詩過程中伊莉莎白覺得從中得到的安慰已經足夠了，更或許是受到隨時要照看閔妮所受到的影響，這首詩歌寫完前三節和第四節的一部分後就中斷了；此後伊莉莎白更將其置之腦後，連自己的的丈夫都沒有告知。在閔妮康復之後，她又繼續全身心地投入到兒童福音文學的創作之中。

直到1869年的某一天，伊莉莎白想起了多年前所寫的這首詩歌，並將其找出來向丈夫展示，後者鼓勵她以單頁的形式印出來鼓勵其他有相同經歷的人；於是她完成了第四節，並把印好的詩歌發給了他們的幾個朋友欣賞。不久其中的一份流傳到著名的聖樂家威廉·H·多恩(William H.Doane)的手中，後者因曾因給著名盲人女詩人範妮·克羅斯比(Fanny Crosby)創作的許多經典詩歌配曲而大名鼎鼎。他因十分喜歡伊莉莎白的這首詩歌，專門為它寫了曲譜，並將其收錄在1870年出版的讚美詩《虔誠之歌》（Songs of Devotion）詩集之中。這首詩歌就此傳開，成為又一首被無數人喜愛的一首經典詩歌。

下面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首詩歌：

我相信每一個瞭解了伊莉莎白的經歷之後再讀這首詩歌的讀者，都會被作者在詩歌中所體現出深沉的愛主之心所感動。其實伊莉莎白的一生中不僅僅是經歷過上述那些磨難，而且她還一直受嚴重的失眠症及各種疾病的困擾和折磨，但這一切都沒有影響她更加愛主的心志，並一直在福音文字事上工上耕耘不止，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

在本文寫作中我一直在思考伊莉莎白為什麼能夠做到如此敬虔的內心原因，我在她留下的的部分文字中找到了答案。

在1869年出版的那本自傳體小說《邁向天堂》中，伊莉莎白借著書中那位同樣也失去了親人的主人翁凱蒂這樣說道：“我現在明白，為上帝而活，無論一個人是否有能力發揮積極的作用，都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如果一個人能因此而榮耀祂，即使是自己受苦，那也是一種奇妙的憐憫。”

在1873年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她這樣寫道：“更愛基督，是我靈魂中最深切的需要，也是我不斷的呐喊。無論是在玩樂之時，行走林間，躺在床上，或開車途中，無論是我開心和忙碌之時，或是悲傷及空閒之刻，我都會不斷在口中輕聲低語：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去愛主！”

1878年伊莉莎白因患乳腺癌而病入膏肓，在即將離世前她在教會所做的最後一次見證中對會眾說道：“對於耶穌的門徒來說，死亡只是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而在天父的家中，這是一個更好的房間。當我們回到天家後，回顧這一路上所受的痛苦對我們來說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啊!”

寫到這裏，筆者不禁慚愧不已。是啊，聖經反復提醒教導我們，不要愛慕效法這個世界，而要把眼目定睛於天上永恆的基業。可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基督徒儘管口裏都會經常說愛我們的神，可我們在生活中究竟有沒有按主耶穌要求那樣，做到“盡心，盡性，盡力和盡意”呢？我們能不能像伊莉莎白那樣，在經歷了這麼多人生苦難之後，仍然用“更加愛主”之心去繼續服事、讚美我們的主？許多時候，我們是不是把許多世俗的事務擺在聖工之上？我們在得享從神而來的屬天平安和豐盛恩典的同時，有沒有時刻去思量該如何去更加愛主？

親愛的弟兄姐妹，環顧我們的周邊，在疫情發生的這幾年中有多少曾經是教會的“常客”被這個世界的各種誘惑和嚇阻而偏離了真道，以至於長久不來教會敬拜我們的主，即便有很方便的主日網路直播也是如此。保羅當年的警告正成為我們眼前的事實，“仇敵魔鬼好像咆哮的獅子四處遊走，尋找可以吞吃的獵物。”（彼得前書5:8 當代譯本）願你我從伊莉莎白的人生經歷和她的這首詩歌的亮光中受到啟發和激勵，成為一個像她那樣敬虔和愛主的基督徒，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上永不回頭，經得起未來任何可能面臨的試探和磨難，直到我們親愛的主耶穌再次降臨的那一天！

▼下面請欣賞兩首筆者為大家特別推薦的，由華人伊甸盲人喜樂樂團和美國“國王的使者”樂隊（The King’s Heralds）演唱的男聲四重奏《爱主更深》：

一首由著名講道牧師所寫的著名聖誕詩歌：《小伯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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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一年一度的聖誕佳節又將來到了。每當這個節日，我們可以聽到許多膾炙人口的優美聖誕歌曲在我們的耳邊響起，其中就有一首就是今天我要介紹的《小伯利恒》。

我們先來瞭解這首讚美詩歌的作者生平。詩人的名字叫菲利普斯·布魯克斯(Phillips Brooks)（以下簡稱“菲利普斯”），是十九世紀美國聖公會的一名牧師。他出生於1835年的波士頓，其家族祖先是來自於十七世紀的英國，是英格蘭盎格魯撒克遜清教徒早年來美國的殖民者，也是屬於一個被公認是由富有的精英基督徒家族所組成的“波士頓婆羅門”（Boston Brahmin）的成員，其家族特別注重子女的精英教育，并與哈佛大學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

菲利普斯的妻子也出身於名望世家。有趣的是她的姓恰恰是丈夫菲利普斯的名，叫瑪麗·安·菲利普斯（Mary Ann Phillips)。她的曾祖父小塞繆爾·菲利普斯（Samuel Phillps Jr.) 不但擔任過馬薩諸塞州的副州長，還曾以自己的名字在安多佛市創立了著名的菲利普斯學院（Phillips Academy)。該學校是美國最早通過法律註冊的著名私立寄宿高中，在歷史上曾培養出包括美國三位總統（老布希、小布希、富蘭克林·皮爾斯）和五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等眾多的名人和精英。到了菲利普斯的父母親這一代，雖然其社會知名度已名不見經傳，不過他們培養成人的六個兒子中成人後有四個都成為牧師，其中就包括作為家中老三的菲利普斯。

▼现今菲利普斯學院學院的俯瞰圖及學校的室內田徑場：

1850年菲利普斯從波士頓拉丁语學校畢業後，在次年如願考入了哈佛大學。在哈佛校園裏他是一名以擅長語言、邏輯和哲學思辨而出名的優秀學生，各科成績也在同年入學的學生中名列前茅。1855年他從哈佛畢業，隨即就輕車熟路地選擇了去自己的母校波士頓拉丁语學校擔任教師。可沒過了多久他就發現自己其實並非真的對教學有興趣，這種情緒的發酵導致有時候他人已經上了講臺，但口中卻不知道該說什麼的地步。那時他的挫折感就像他本人所描述的:「我不知道自己將會變得怎麼樣，也並不太在乎。我希望我能再回到15歲，如此就我可能會成為一個令人驚歎的男人，但現在我似乎將一事無成。」

就在那個困惑和尷尬的時刻，在哈佛讀書時就很欣賞和瞭解他的一位老師及時給了他一個建議，就是去神學院繼續深造；於是他在學校辭退他之前自己辭職離開，前往佛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進了聖公會神學院接受神學裝備。幾年之後，他才明白神的心意並不是讓他從此離開講臺，而是要他把講臺作為傳講福音的出口；不僅如此，神還早已為他預備了足夠豐盛的講臺恩賜。

1859年菲利普斯順利從神學院畢業，隨即開始了他卓有成效的服事生涯。他先是被聖公會授予執事聖職，被派往在費城的基督再臨教堂擔任牧師。因著他突出的服事能力，短短三年之後，他便被提升到更重要的費城聖三一教會去擔任牧師。在那裏他連續服事了七年，不但牧養教會成績斐然，而且還在美國因廢除奴隸制而爆發的南北內戰中，旗幟鮮明地支持了林肯所代表的北方陣營。他在1865年內戰結束時為紀念內戰死難者所作的一次講道，更讓他在全美範圍贏得廣泛的關注和好評。到了1869年，他又被授予了聖公會在全美最重要的大本營教會 – 波士頓三一教堂牧師和教區長的重要職位。他在該教會服事時間長達22年之久，直到他56歲時進一步被提升到擔任馬薩諸塞州的主教職務。

▼下圖是今日之波士頓三一教堂內外景照片及教堂內的菲利普斯雕像:

在所有的讚美詩詩人中，菲利普斯可能是唯一的一個，其佈道能力能夠與詩歌代表作並駕齊驅、同時在青史留名的作者。在他服事時間最長的波士頓三一教堂，每到主日，就有大量的人群前來聆聽這位身高六英尺四寸，體重三百磅的“巨人”在臺上的精彩講道，以致於這家規模宏大的教堂也常常“人滿為患”。人們形容他在講道時臉上容光煥發，激情橫溢，充滿著真誠和溫柔，並稱贊他的講道內容具有許多個一貫性，即一貫的具有力量，一貫的清晰和完整，以及一貫的深沉和強烈。在由他擔任校長的教會主日學學校裏，學員的人數也從原本僅有的36人增加到千人以上。他講道的名聲之大甚至還讓他成了波士頓民眾眼裏的“第一公民”，每當他外出，所到之處常被人認出指點或喝彩。在他擔任牧師的任內，波士頓三一教堂也成了美國最活躍的基督教活動中心。

菲利普斯的講道影響力也外溢到美國各地及國外。他先後被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牛津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其中耶魯還專門為他開設了“佈道講座”。1880年去英國訪問期間，他不但被著名的威斯敏斯特皇家教堂邀請前往佈道，甚至連英國女王也慕名專門請他前往自己的溫莎城堡，為她和王室成員講道。他所發表的著作也大都與講道有關，包括《講道講座》(1877年)、《佈道》(1878-81年)、《博倫講座》(1879年)、《英國教堂講道》(1883年)、《在美國最古老的學校講道》(1885年)、《二十個佈道》（1886年)、《世界之光和其它佈道》(1890年)等。後人甚至評價他為美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佈道者（The greatest American preacher of the 19th Century）；連他所屬的聖公會也認為他講道的能力在整個聖公會編年歷史上無人可及。在那些光芒四射的時刻，又有誰能夠想像，這位不凡的講道者當年在費城拉丁語學校曾經是一個因“講課能力不夠”而差點面臨被解雇的教師！

▼下圖兩書是菲利普斯的講道集專著:

現在再讓我回過頭來介紹菲利普斯的這首代表作《小伯利恒》詩歌。

在眾多經典聖誕歌曲的詩人中，菲利普斯可能是唯一一位因親自到過耶穌誕生之地而寫出聖誕讚美詩篇的作者。1865年的冬天，正在費城擔任聖三一教堂牧師的菲利普斯安排了一次去歐洲和中東巴勒斯坦地區的旅遊；就在耶誕節平安夜那天，他和同行者一起騎著馬從耶路撒冷出發前往伯利恒。在後來寫給父親和教會的信上他大致描述了那天的經歷和感受：

「我們大約只花了兩個小時就到了伯利恒這個小鎮，它坐落在一座山的東邊山脊上，周圍是梯田式的花園，比我在巴勒斯坦見過的任何其它城鎮都要漂亮。小鎮最突出的標誌是《耶穌誕生教堂》（Church of the Ativity，建於在西元四世紀三十年代的君士坦丁大帝時期）。這個古老的教堂目前由希臘人、拉丁人和亞美尼亞人教會共同擁有，他們各自擁有自己的修道院。我們在希臘人的修道院安排好住處後，在傍晚時分又騎馬出城，前往傳說中耶穌誕辰之夜牧羊人看到天使報喜訊的那片曠野之地；當經過那裏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不少牧羊人正在“看守羊群”，或趕著羊群回家的場面，…。接著我們回到了伯利恒城裏，去參加教堂在當晚十點鐘開始的平安夜敬拜。敬拜儀式一直持續到後半夜的三點鐘。來自不同地區的信徒們一遍又一遍地唱著歌頌救主誕生那個奇妙夜晚的詩歌。我似乎能夠聽懂他們的語言，就像我們去年平安夜在自己教會所唱的那樣。不過我還是會短暫地關閉我聽覺，好讓自己更熟悉的那些詩歌旋律隔了半個地球飄到我的耳裏，…。」（摘自1865年12月30日菲利普斯寫給他父親的書信以及1866年2月19日給波士頓聖三一主日學學校的同學們的書信）

▼下圖是位於伯利恒的聖誕大教堂內外景照片。教堂蓋於西元四世紀，所蓋地點系相傳主耶穌的誕生地；左下圖是鑲嵌著一枚空心的14角伯利恒銀星以表示耶穌出生的具體位置，並鐫刻著拉丁文銘文“聖母瑪利亞在此生下基督耶穌”；右下圖即為主耶穌當年的誕生處，當年的泥馬槽早已不復存在，後人一度用銀馬槽所替代，現在看到的是後來被換成了一個大理石聖壇：

這一經曆給菲利普斯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三年後還這樣說，那些記憶“仍然在我的靈魂裏歌唱”（still singing in my soul），而這第三年的日子就是發生在1868年的冬天。又一年的聖誕佳節再度臨近了，他想親自為教會主日學的孩子們寫一首聖誕詩歌，於是當年那美妙的經歷和感受再次湧上心頭；他拿起筆一口氣寫下了這首詩，並將其取名為《小伯利恒》。全詩分四段，內容如下：

作為著名講道牧師的菲利普斯所寫的這首詩歌，其實也是一篇優美出色的講道。他給詩歌取名為“小伯利恒”就是借用了舊約聖經中一名偉大的先知彌迦的一個預言。在這一成書於西元前八世紀的書卷裡明確地記載：「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祂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而彌迦的預言果真在七百多年後在伯利恒這個小城得以實現，救主耶穌在此誕生。

在進入到詩歌的具體內容後，作者又巧妙地把耶穌誕生之夜伯利恒的“靜”和伯利恒的“小”兩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讓讀者首先從中感受到這樣一個特殊的場景和畫面：在救主誕生的那個夜晚，伯利恒這個小城的街衢上居然是“漆黑一片”，空無一人，眾人都在“酣睡”之中，“無夢”也“無驚”；除了“群星”和“天使”外，無人知曉這位“聖嬰”就在此時此地“悄然誕生”，…。然後作者又在詩文中明確指出，耶穌的到來是為了解決這世上的“罪”；祂就是照亮這個“漆黑”的世界“永遠的光”；祂的帶來將給這個世界帶來“和平（平安）”，並給世人帶來了“萬世希望”，…。在詩歌的最後兩節，作者進一步指出，雖然在那個晚上，伯利恒的居民“有耳”也聽不到祂的到來，但因為這個嬰孩帶來了上帝的“恩典”，任何人，只要你“虔誠謙卑”地“打開心門”，懷著“信心”來到祂的面前，祂就一定會“降臨”到你心裏，“除去你的罪”，讓你從此“以馬內利”（Emmanuel）- 享受“神與你同在”的“喜樂”，直到永遠！

菲利普斯寫完這首詩後接著面臨著由誰來為它譜曲的選擇。本來按他的知名度要在社會上找一位知名的作曲家來譜曲絕非一件難事，可考慮到此時離耶誕節那個主日所剩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於是他就近想到了在教會詩班彈琴的風琴師，也是自己主日學學校的教課老師的路易斯·雷德納 (Lewis Redner 1831-1908)（以下簡稱“路易斯”），趕緊出面請他來幫忙。

路易斯出生於1831年，比菲利普斯年長四歲；為這首詩歌譜曲那年他正好滿37歲。可有趣的是，人到中年的他，其社會職業卻並非是一名音樂家，而只是當地的一名房地產經紀。不過他的管風琴彈奏水準可是一流，年輕時就有“管風琴琴鍵手”之美譽，而作曲只是他的業餘所好。

路易斯拿到歌詞後因為時間緊迫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可越有壓力他卻越缺乏靈感，幾天下來也寫不出一句音符。眼看與菲利普斯約好的周日前要交稿的日子臨近了，他變得更加心急火燎。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他是這樣回憶的：

「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我的頭腦還是一片糊塗；我想的更多的甚至還是第二天我要在主日學校教課的內容。到了當天的深夜時分，我突然從睡夢中驚醒，耳邊聽到了如同天使般的美妙聲音正在歌唱，…。我急忙起身抓起一張樂譜紙，草草記下那些曲調作為歌曲主音部分；到早上起來後，我又趕著在去教堂之前填寫了和聲部分，…。」

就這樣，在耶誕節主日的最後一刻，路易斯靠著這“夜半歌聲”而得來的靈感終於完成了這首詩歌的譜曲“作業”。到了那天的敬拜中，一群孩子們上臺獻唱，用他們天籟般的童聲完美地演繹了這首美妙詩歌。一曲罷了，菲利普斯和路易斯也終於松了一口氣。那一刻，他們兩人誰都沒有想到這首歌後來會名揚世界，成為傳統聖誕歌曲中又一首經典佳作。

▼下圖的左右是菲利普斯和路易斯兩人的照片：

耶誕節主日過去之後，路易斯認識的一位開書店的朋友理查德·麥考利(Richard McCauley)因為很喜歡這首歌，在取得作者同意後就把這首歌印在單頁上擺在書店裏出售。接著馬薩諸塞州聖徒教堂的牧師亨廷頓博士（Dr. Huntington）也注意到這首詩歌，特地請求作者允許將其收錄到自己教會主日學校將發行的讚美詩詩集中。就在這本詩集的編輯過程中，這位牧師發現這首詩歌居然還沒有為詩歌曲調命名，於是乾脆就以作曲者的名字把調名定名為“聖路易斯”。於是這位本來名不見經傳的管風琴師因此流芳青史，成了此歌流傳中的一個佳話和插曲，也是他在作曲時萬萬想不到的。就這樣，詩歌逐漸地傳開到美國各地，到1892年已經成為聖公會官方指定的聖誕頌歌；再過了若干年，這首歌不脛而走，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一首膾炙人口著名的聖誕頌歌。

很可惜的是，菲利普斯本人並沒有完整地看到自己寫的這首歌在世界各地傳播的盛況。就在剛被提升到擔任主教位置還不到兩年時間的1893年1月23日，他在家中因突發心力衰竭而英年早逝，終年才58歲。他的逝世成了波士頓城市的一大公眾事務。葬禮當天，波士頓的證券交易所和許多商店都關了店門，成千上萬人湧向三一教堂去參加追思儀式，並向他的遺體告別。因菲利普斯生前長期在哈佛兼任包括校園牧師等各項職務，他的靈柩由數位愛戴他的哈弗學生們抬著，從三一教堂出發，越過查理士河和哈弗大學校園，最後安葬在奧賓山墓園。波士頓市政府也專門為他舉行了悼念追思會，表彰他對城市和市民所做出的重大貢獻。在接下來的幾周裏，在全美各地都舉行了各種隆重的紀念活動。這種盛大的規模讓大洋彼岸英國的一名叫布萊斯的勳爵都不由地感歎道：「自從林肯遇刺身亡以來，美國民眾還沒有一次如此廣泛地哀悼他們所失去的這位領導人。」甚至到了他去世七十年周年日的1963 年1月23號，還有多達20,000 人專門來到他曾經服事過的波士頓三一教堂，向這位偉大的佈道家和詩人表達他們由衷的敬意和悼念。

菲利普斯和路易斯兩人一生中都沒有結婚，因此也沒有留下任何後嗣，但他們兩人合作所寫的這首歌頌讚美救主耶穌誕生的詩歌卻永垂青史；每到聖誕佳節在世界各地所響起那《小伯利恒》的美妙歌聲就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

 

▼下面請分别欣賞兩首中英文的《小伯利恒》合唱視頻:

從戰鬥英雄到聖詩名人：《我知我所信的是誰》作者的傳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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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彬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位主角丹尼爾·韋伯斯特·懷特（Daniel Webster Whitte，以下簡稱“丹尼爾”）1840年11月22日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契科彼瀑布（Chicopee Fall）。他出生的那個月正好是美國新誕生不久的輝格黨（Whig Party）總統候選人威廉·亨利·哈裏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擊敗在任的民主黨總統馬丁·範布倫（Martin V. Buren），贏得美國第九屆總統選戰勝利的關鍵時間。丹尼爾的父親因為特別崇敬那位協助哈裏森打贏選戰，後來擔任總統國務卿的著名律師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特地給兒子取了與前者一樣的名字，也叫丹尼爾·韋伯斯特，希望有朝一日兒子也能成為像他這樣有出息的一個政治家；但他的母親卻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成為一個被神所用的人。

母親對兒子的期望並沒有落空。就在丹尼爾成人之後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在富國銀行(Wells Fargo Bank)擔任收銀員期間的某一天，他因值夜班留在銀行裏；到了夜深人靜之時他巡視到空無一人的金庫；就在那個最安靜的時間和地點，他跪下來決志，願意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神，讓神完全地使用他。這種行為模式在後來漫長的歲月中也成為他在信仰生活中的一大特點，每當碰到問題時他總是喜歡在安靜的環境之下，獨自一人向神禱告和交通。

成為基督徒後他在芝加哥大會幕主日學學校里遇到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艾比·漢森(Abbie Hanson)小姐，兩人很快陷入熱戀之中。可沒過多久美國南北雙方因廢除奴隸制問題上的分歧所導致的內戰，就打斷了他們的甜蜜時光。21歲的丹尼爾也因此加入了屬於林肯的北方軍隊。臨入伍前他和艾比·漢森(Abbie Hanson)匆忙完婚。部隊在當地完成集訓之後馬上就要開赴前線。在與家人告別時最捨不得他離開的當然是他新婚的妻子，其次就是他的母親。母親不但日夜為他祈禱，還在為他準備行李時特地在一個可隨身攜帶的帆布袋中放入了一本袖珍版的《新約聖經》。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母親這一貌似偶然的舉動後來對丹尼爾的生命歷程發生多大的重要影響。

戰爭總是殘酷的。1863年的5月丹尼爾所在的部隊在密西比西州參加了圍困南方軍隊佔據的要塞城市維克斯堡(Vicksburg)的行動。這是一場決定雙方勝負的關鍵戰鬥。在一次激烈的爭奪戰中，丹尼爾代替受了傷的上尉率領部下勇猛向敵人發動進攻。結果他的右手不幸受到嚴重的槍傷，最終導致被對方俘虜，並被送往南方邦聯政府首都里士滿（Richmond）的部隊醫院搶救。在醫治過程中，他又因為傷情嚴重而整個手肘以下部位被截肢，從此成了殘疾人。

▼下圖為反映著名維克斯堡(Vicksburg)戰役的兩幅畫作：

 

在手術後待在醫院的日子裏，他因傷痛和無聊想找本書來閱讀以打發時間。結果就在那個帆布袋裏找到了母親臨行前給他的那本新約聖經。在那之前他已經很久時間沒有接觸過聖經了，於是他靜下心來閱讀，在短短幾天之內把這本聖經從首篇的《馬太福音》到最後的《啟示錄》整個通讀了一遍。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他這樣寫道：“令我驚訝的是，我能以過去從來未有的方式來理解這本書。當我讀完一遍後又繼續再次從頭開始讀起，始終保持著強烈的興趣。”

接下來一件想像不到事情發生了。那天晚上，一名醫院的男護士叫醒了正在睡夢中的丹尼爾，對他說，你的一個戰友快要死了，一直在乞求能有人前來為他做最後的祈禱；護士說自己是個壞人，不配為這位士兵祈禱，所以來找他幫忙。丹尼爾一聽就急了，脫口就喊道，“我和你一樣也是一個罪人，也從來不會為別人禱告，為什麼你找的是我？”可那名護士卻一直不肯放棄，嘮叨說我看到你這幾天一直在讀聖經，即便你不能為他禱告至少也可以陪我一起去安慰一下那個士兵；丹尼爾見狀感到實在無法推脫，只能勉強同意了。

▼下圖是內戰時期位於南方邦聯首都里士滿的部隊醫院里一位護士與傷患交談留下的的歷史舊照：

當他們兩人來到那名垂死的戰士身旁時，這位年輕人原本萎靡不堪的精神為之一振；接著他又用盡其最後的力氣斷斷續續地對丹尼爾說：“我從小就跟著父母親去了教會，在家裏也是一個好孩子；可是自當兵入伍後我學會了做各種的惡事；我知道我是活不成了，我只求你為我禱告，求神赦免我的罪，用基督的寶血來拯救我的靈魂！”

就在那個時候，在一旁正不知所措的丹尼爾突然仿佛聽到有一個聲音在對他說話，“你已經知道救恩的道，馬上跪下接受基督為你的救主，然後再為這位年輕人禱告。”於是他不由自主地跪了下來，先求救主耶穌的寶血潔淨自己，然後懇切地為這位士兵祈禱，並帶領他決志。等到禱告完畢他張開眼時，只見眼前的士兵已經停止了呼吸，但原來因傷痛和害怕而變得扭曲的臉上此刻已變得充滿了平安和滿足，….。

這件事情給丹尼爾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多年後他在回憶錄裏仍然由衷地感歎道：“我不得不相信，是上帝用這名士兵把我帶到救主那裏，同時又用我來引導這名士兵相信基督的寶血讓他的罪得到赦免，得享回到天家”；“從醫院的那晚開始，很多年過去了，我依然相信主耶穌基督的救恩，上帝保守我一直這樣做，直到有一天祂召喚我回家。”

後來丹尼爾的人生發展也確實如此，戰爭結束後丹尼爾作為一名英雄凱旋回到了家鄉芝加哥。許多地方都紛紛邀請他去為民眾做戰鬥經歷報告，大家也都按他在部隊裏因赫赫戰功而晉升的軍銜繼續稱呼他為“懷特少校”；之後他入職於一家大公司，並在那裏一直做到財務主管的位置。這時候的他，在眾人的眼裏顯然已經屬於功成名就，前途似錦之人。可就在1873年，他毅然放棄了所有的一切，蒙召加入到同在芝加哥的著名佈道家穆迪(D. L. Moody)的團隊，成為一名全職的傳道人。

丹尼爾加入到穆迪團隊後參與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福音音樂事奉。他在年輕時就因為有一副男高音的好嗓音而名聲在外，但在穆迪團隊裏，他除了在詩班唱歌也開始嘗試聖詩的創作。這時候的丹尼爾已人到中年，以往的學歷也只有中學畢業，外加右手殘疾，只能靠左手來寫作，但神卻大大地使用他，讓這位曾經是拿槍桿子的戰鬥英雄成功地轉化為一名多產的優秀詩人。經他所創作的讚美詩歌中有許多首成為經典，其中包括我們大家熟悉的《基督活在我心》（ Christ Liveth In Me）、《恩雨大降》（There Shall Be Showers of Blessing)、《高舉主旗》（The Banner of the Cross），《時刻蒙恩》（Movement by movement）,以及今天我要介紹的這首《我知我所信的是誰》(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等。

當然，作為讚美詩作者的丹尼爾無疑是幸運的，因為他得天獨厚在所事奉的穆迪團隊裏就現成有著許多著名的音樂家。先後為他所寫的詩歌配曲的名家包括：寫過《我心靈得安寧》（It is well with my soul）、《哈利路亚，奇妙救主！》（Hallelujah! What a Savior!）、《耶穌愛我》（Jesus Loves Me）等名曲的菲利普·保羅·貝力斯 (Philip Paul Bliss)，和曾經為《耶穌我來》（Jesus, I Come》、《歌頌救贖主》（I Will Sing of My Redeemer）等詩歌譜曲的詹姆斯·麥格拉納漢(James McGranahan)，以及作為詩歌《我知我救贖者活著》（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s）、《耶穌今召你》 （Jesus is Calling） 《復興主工 》（Revive Thy Work, O Lord! ）譜曲者的喬治·科爾斯·斯特賓斯(George Coles Stebbin)。他們都是那個時代大名鼎鼎的聖樂家。而為丹尼爾這首代表作《我知我所信的是誰》譜曲的就是其中的詹姆斯·麥格拉納漢。

▼下方左上起分别為丹尼爾·韋伯斯特·懷特以及为他譜曲的菲利普·保羅·貝力斯、詹姆斯·麥格拉納漢、喬治·科爾斯·斯特賓斯这三位作曲家的照片：

丹尼爾創作讚美詩歌時一直奉行着這樣的理念，用他的話來說，“我希望自己永遠不會寫一首不包含資訊的讚美詩，而有許多的詩歌只是毫無意義的順口溜；讚美詩必須建立在上帝的話語之上，並承載著上帝的愛的資訊。”這一點在他這首代表作《我知我所信的是誰》詩歌上就表現得非常充分。詩歌的名字和副歌內容就是直接引自於聖經保羅監獄書信中的《提摩太后書》第1章12節的一句經文：「我現在飽嘗牢獄之苦，正是因為傳這福音。但我絕不因此感到羞怯，因為我知道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必定保守我所信託他的一切，直到他回來的那一天。」(聖經當代譯本1:12)。

不僅僅如此，這首分成五節的詩歌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它的每一節都是先以“我真不知….”作為行文的開始，然后再進入到副歌中的“唯我知道….”段落加以回應。作者通過這種有著前後強烈對比及呼應效果的寫作風格來突出和彰顯“因信稱義”這一基要真理對一個基督徒的重要意義。而這五節詩歌的內容又分別涉及到“神的救恩”、“信心的來源”、“聖靈的工作”、“末世的考驗”，以及“主再來的時刻”這些重要的信仰領域。作者通過這種獨特的方式提醒每一個信徒，即使我們未能徹底瞭解我們聖經要義中背後的某些奧秘，但因為我們已經被神揀選而蒙恩成為祂的子民，祂的全備和信實決定祂一定會保守我們到底，直到我們再見主耶穌的那一日。

下面我們一起來欣賞這首詩歌：

《我知我所信的是誰》

一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為何臨到我身；

我也不知不堪如我，救來有何足多？

 

二  我真不知救我的信如何進入我心；

我也不知何以一信，便得一個新心。

 

三  我真不知聖靈如何引人知道己過，

並由聖經顯明耶穌，使人接他為主。

 

四  我真不知我的前途，到底是甘是苦；

我也不知未見主前，還有甚麼試煉。

 

五  我真不知何時主來，那時我是何在—

到底我當經過死穀？或將空中遇主？

 

副歌：

惟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並且也深信他實在

是能保守我所信託他的，都全備直到那日！

親愛的朋友，確實，相對於這個無限的宇宙和時空，我們的人類顯得是如此的渺小；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大千世界一定會有太多的無知，更不要說我們對創造了整個宇宙的神的理解。這點就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所說的：“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間接從鏡子裏看見的影像，模糊不清，將來就會面對面看得清清楚楚。我現在對上帝的認識不完全，將來就會完全，正像上帝完全認識我一樣。”（聖經現代譯本3:12）

就筆者而言，雖然我也已經信主十年，並長期在福音文字的編輯及創作等方面事奉神，但在信仰的某些領域，包括對聖經的某些內容，我仍然有許多的不明和不解之處。然而我從自己信主以後的生命變化，以及眾多弟兄姐妹們在信主後的鮮活見證中清楚地看到和明白：人只有在認識了耶穌後才會知道自己原來有多少的不堪、過犯和缺乏，從而認真悔改，成為一個新造的人；人也只有認耶穌為自己的生命之主後，才能成為一個懂得謙卑和敬畏，心中有愛，願意以自己的一生去服事神的人；我更清楚地知道，人只有完全信靠耶穌，心靈才會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滿足，成為一個無論碰到什麼樣的苦難和坎坷都能夠定睛於永恆，對未來大有盼望的人。而這一切都建立在：“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這一基礎之上。

親愛的朋友，聖經告訴我們：「從來沒有人見過神，只有在父懷裏獨一的兒子將祂表明出來」；「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祂就是主耶穌，祂的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約翰福音1:18/3:16/14:6）您願意瞭解祂，得着祂，信靠祂，和這首詩歌的作者和無數的信徒那樣，成為一個“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這樣的人嗎?

 

▼請繼續欣賞由兩個中外知名樂團分別演唱的中英文《我知我信的是誰》：

 

 

美國「福音音樂之父」托馬斯·道塞的“藍調”人生和他寫的《親愛主，牽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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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有一首詩歌，我相信每個基督徒都非常的熟悉和喜歡，它不但歌詞感人而且旋律也有其鮮明的特色，讓人聽後難以忘懷。這就是被人譽為 “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讚美詩歌”《親愛主，牽我手》（Take My Hand，Precious Lord）。作者是一名美國的黑人。他一生的經歷是如此的跌遝起伏；他對福音音樂的傑出貢獻更讓他贏得了美國「福音音樂之父」之桂冠。他就是托馬斯·道塞（Thomas A. Dorsey）。下面我們就來介紹他的生平以及這首經典佳作創作背後的所發生故事。──徐彬

● 經歷磨練脫穎而出的少年郎

 1899年7月1日托馬斯·道塞（下簡稱“托馬斯”）出生在佐治亞州的維拉裏加，是家中三個孩子中的長子。他的父親是當地黑人浸信會的一名牧師，因為收入頗微，有時要去附近的牧場裏幹活來貼補家用；儘管如此，因為母親是教會的司琴，家裏還有一臺老舊的管風琴，這在當地黑人家庭裏十分罕見。

托馬斯八歲那年，父親為了讓家人能有更好的發展機會，舉家遷移到喬治亞的首府亞特蘭大定居。但在開頭的那幾年全家人卻都因為初來乍到陷入到生存的困境之中。父親被迫放棄了原來的牧師工作，改去工廠打工；母親也成了富人家的女傭；最難過的是托馬斯，他在新學校裏因為是來自外地的鄉下而被同學們孤立和排斥，最終導致他在讀完四年級後被迫輟學。

失學那年托馬斯才12歲，又沒有任何謀生手段，因此他只能在當地的黑人聚集區裏到處遊蕩，直到他在附近的一家劇院裏找到一份賣汽水的零活才算穩定下來。可是誰也沒想到，沒過幾年這位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的窮小子居然把依附在劇場謀生的“邊際效應”“發揮”得淋漓盡致，風生水起。他不但因近水樓臺巴結到劇院樂隊的鋼琴師，通過專業人士的指導點撥，大大提高了他小時候從母親那裏初學到的彈琴水準；而且還通過現場“觀摩”和非正式的“拜師”，從來劇場表演的歌手那裏學會了當時所流行的藍調音樂（Bruce Music）的入門技巧，逐漸成為同齡人中玩藍調的佼佼者。年紀尚輕卻抱負不淺的他，深知將來若要在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遠必須要積累舞臺經驗；因此他無論報酬多少，盡可能地參加各種演出機會，連去家庭聚會、地下酒巴（當時處在禁酒時代）的表演機會也不放棄。

● 追求藍調夢想成功的年輕人

20歲那年托馬斯懷著心中的夢想離開父母獨自一人來到當時美國藍調爵士音樂的中心城市─芝加哥，沉浸在滋潤的風城藍調之中。在那裏他的生活節奏變得非常的忙碌和辛苦。除了白天打工外，他還安排時間去「芝加哥作曲編排學院」學習相關課程，而到了晚上他又要去酒吧去彈琴。等到積累了一定理論基礎後他便開始嘗試創作藍調音樂；到21歲那年他創作的一首歌曲被正式授予版權，成為首批獲得藍調音樂版權的弄潮兒之一。

接下來更大的機會降臨到這位勤奮的年輕人身上。1924年他有幸得到當時有“藍調之母”的黑人女歌唱家馬雷妮（Ma Rainey1886-1939）的賞識，並為與她合作組建了一支叫「夜貓」的藍調爵士樂隊，由他擔任領隊和鋼琴演奏。他們的樂隊在芝加哥變得越來越有名氣，他也因深受觀眾的喜歡而有了“喬治亞湯姆”的名號。

隨著時間的過去，托馬斯在藍調世界裏終於功成名就。他的兩首原創藍調歌曲分別由兩家知名公司錄製成了唱片，他因此躋身於芝加哥頂級藍調作曲家的行列。到了他29歲那年他與一名吉他手合作錄製的一首歌曲唱片居然賣出了700多萬張的巨量。至此他的個人奮鬥軌跡似乎也已邁入人生的頂峰階段。

● 試探和拯救的雙重變奏曲

雖然托馬斯在世俗名祿道路上取得了如此驚人的成功，但作為從小就是基督徒的他與神的關係卻變得越來越遠。於是一場試探和拯救的雙重變奏曲隨之在他身上發生。

早在1926年的一天晚上，托馬斯在舞臺上表演時突然發現自己的身體出現了一種無法控制的搖擺狀況；逐漸的他的精神狀態也變得越來越不穩定，以致發展到他完全無法正常排練、創作及上臺演出的地步。看了醫生後他被診斷是患了憂鬱症，已到了即將崩潰的程度。為此他的母親專門趕來把他接回亞特蘭大老家靜養。在療養期間，母親多次建議他不要再繼續沉湎於以世俗為友的爵士音樂，而要用音樂才華去事奉神。然而，被財富和名譽迷住雙眼的托馬斯那時聽了卻完全不為所動。

過了一段時間當托馬斯的病情有所好轉，他即離開了母親回到芝加哥，繼續在娛樂圈裏去玩他的藍調。可是沒過多久，他的精神憂鬱疾病又再次復發，這次變得更加嚴重，甚至連醫生都束手無策。他本人則被疾病折磨到一度想到通過自殺來加以解脫。

當人的路走到盡頭時往往神會為他開啟一扇大門。後來托馬斯把自己這兩次的得病稱之為“上帝的干預”（God’s Interruption），目的是要把他從世俗和魔鬼的手中拉回到神的懷抱。就在他走投無路之時，有一天他的一位親戚給他介紹了當地很有名的一位“信仰治療師”哈立主督（ H.H. Haley）為他治療。那天發生了一件超自然的神奇事情，導致這困擾折磨了他兩年之久的頑疾被完全醫治。

在治療中那位牧師說過的一句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托馬斯，主有太多的工作要你去做，不會讓你去死。”他回想起早在自己21歲那年在美國黑人浸信會的年會上聽到一位著名歌手演唱《我願意，你呢?》這首讚美詩歌時心中的那份感動，希望將來有一天也能夠像她那樣成為為上帝國度唱歌的創新音樂家，只是那一刻的萌芽不久就被世俗的誘惑所撲滅，…。如今他下決心要從頭再來。

● 藍調福音音樂的先驅者

 在經歷嚴重抑鬱症被神醫治的奇跡之後托馬斯開始認真思考信仰對人生的意義，加上又經歷了一位住在他樓下的基督徒鄰居的去世，由此啟發他創作了平生第一首藍調福音歌曲，取名為《如果你看到我的救世主，告訴祂你認識我》（”If You See My Savior, Tell Him That You Saw Me”）。

然而在信仰道路上從來不會有一帆風順。從1928年起托馬斯多次嘗試把自己創作的藍調福音音樂僅以10美分一首的價格賣給當地的教堂，結果還是發現沒有一家教會願意接受。因為在那個時代，即便是黑人的教會在敬拜中也只允許唱傳統風格的聖詩，甚至以能夠演唱高大上的歐洲古典名曲為榮，根本不可能接受這種被當時社會普遍認為屬於低俗藍調格調的讚美詩歌。為此托馬斯不得不一方面繼續依靠演奏世俗音樂來謀生賺錢，同時堅持自己的理想不斷去嘗試創作新的詩歌。

 上帝繼續為他開門。其實托馬斯所寫的第一首藍調讚美詩歌並沒有在當地教會無人問津而被湮滅；在1930年舉行的全美黑人浸信會大會上有一位著名歌手唱了他這首詩歌，並受到全場觀眾的熱烈歡迎。儘管托馬斯本人因為沒有參加這次會議而對此事毫不知情，不過到了下一年就發生了當地的「埃比尼澤教會」(Ebenzer Church)主動找上門來，邀請托他來為教會組建一個合唱團。這家教會剛上任不久的第三任牧師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不但很喜歡黑人本土音樂中的創新精神，也對托馬斯的藍調詩歌情有獨鐘。因為有了這一機會托馬斯終於可以大膽在新成立的合唱團裏推出他創作的藍調讚美歌曲。經過他精心排練後的合唱團在教會的首次獻唱就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吸引了台下所有的觀眾；在現場負責伴奏的托馬斯也興奮得半途從鋼琴旁跳了起來，站立著完成了演奏。

在這家教會取得成功之後，當時芝加哥的第二大黑人教堂，「朝聖者教會」(Pilgrim Church)也向托馬斯伸出了雙手，聘請他來擔任音樂總監。至此他終於可以擺脫世俗的羈絆用自己全部時間來事奉上帝了。

在實踐中托馬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藍調福音音樂理論和風格。他認為除了歌詞外，並不存在藍調音樂和教堂傳統音樂之間的根本區別，因此可以在詩歌創作中繼續保持藍調特有的旋律和演唱特色，只不過將這種源於早期黑人奴隸“靈歌”音樂中含有的絕望、痛苦、壓抑和渴望的情緒，通過福音的注入加以改變，成為安慰、醫治、盼望和釋放的源泉，用來讚美神。同時他還認為讚美詩歌本身就是口頭佈道的補充，需要有感情的投入；因此他鼓勵自己的詩班成員在唱詩時可以通過釋放自己手腳的動作節奏來加以配合。為了推廣他的理論和實踐，他還在1932年參與創立了「芝加哥福音合唱團大會」（後改為全美福音合唱團大會），用他的理念來培訓來自全美各地的音樂家和歌手。他在「朝聖者教會」擔任音樂總監長達五十年之久，見證了這家教會發展成為衛理公會在美國東部最大的非裔教會。（上圖即為朝聖者教會外觀的照片）

● 妻兒雙亡打擊下寫成的詩歌

現在我們來瞭解這首《親愛主，牽我手》的具體創作背景。1932年8月的一天，托馬斯準備要離家前往密西根州的聖路易斯參加一場復興大會並擔綱其中的詩歌演出。雖然這是很早前就預定好的日程安排，但在臨行前他卻變得猶豫不決，因為他知道妻子內蒂·哈珀(Nettie Harper)懷孕已快到臨盆的時間了，而且這還是他們結婚多年後的第一個愛情結晶；最後還是因為妻子的寬慰和堅持才讓他成行。可就在在聖路易斯的演出過程中，他收到了一份電報，裏面的內容是：「你的妻子剛去世」。

◀左圖為內蒂生前照片

當托馬斯匆忙趕回芝加哥後，得知內蒂是因難產而死，但所幸的是生下了一個男孩。他的情緒一時在悲傷和喜悅之間反復徘徊。沒想到只過了數日（一說是在24小時之內），新生的嬰兒也夭折了。這兩次接踵而來的沉重打擊，讓他的精神狀態徹底面臨崩潰。在極度的悲哀中，他甚至開始懷疑和抱怨上帝，為什麼讓這樣的悲劇在他身上發生，….。

數日後在淒涼的氛圍之中，托馬斯的愛妻和兒子被放入在同一個棺木裏完成了安葬。辦完喪事後的那個週六，與他一起創建教會合唱團的作曲家兼歌手西奧多. 弗萊（Theodore Frye 1899-1963)為了安慰他帶他去了附近的一家音樂學校散心。在學校的一架鋼琴旁，托馬斯坐了下來；當他試著在琴鍵上彈奏時，一種神奇的感覺籠罩著他，他仿佛覺得自己的手指可以觸及到上帝，接著不由自主地彈出了一首完全陌生的旋律，同時一段段歌詞也從他的口中喃喃而出，落實在旋律的最合適之處。就這樣一首著名的經典之作《親愛主，牽我手》誕生了。

下圖內的英文即為托馬斯回憶這首詩歌創作過程的內容▼

● 詩歌的屬靈意象和亮光

 詩歌的英文原作有三節，而我們中文實際所唱的只有前二節。歌詞如下：

「親愛主，牽我手，建立我，領我走；我疲倦，我軟弱，我苦愁；經風暴，過黑夜，求領我，進光明；親愛主，牽我手，到天庭。」

「我道路，雖淒涼，主臨近，慰憂傷；我在世，快打完，美好仗；聽我求，聽我禱，牽我手，防跌倒；親愛主，牽我手，常引導。」

我們也許可以突破上述中歌詞的局限，通過還原三節詩歌英文原作的直譯結合寫作背景來解析其中的意象和亮光。

在詩歌的第一節作者首先展現的是自己在同時失去兩個至親後的心靈困境，他如同是獨自在一片洶湧澎湃的汪洋大海中苦苦掙扎，因此急切地向神呼救：“親愛的主啊，（求你）握著我的手帶我前行，”因為“我疲憊，我軟弱，我孤獨”；求主帶著我，“穿過眼前的暴風雨和黑夜，把我引向光明”，“牽著我的手，引領我回家！”

來到了詩歌的第二節，作者描繪的似乎是當自己深陷在死蔭幽谷時所發生的意象，“當我的前程變得如此幽暗時，“親愛的主就在我的身旁”；“當我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時，主傾聽我的哭泣，回應我的呼喚，緊握住我的手，免得我跌倒”；“親愛的主啊，牽著我的手，引領我回家！”

接著詩歌進入到第三節，此刻的時間點已經到了晚上，“夜色漸暗，夜幕降臨了，一天已經過去，不再複返”；此時的作者已經度過了大海的狂風暴雨（第一節），也終於走出了死蔭幽谷(第二節)，如今已經抵達生命之河的彼岸，“站立在河邊”，而主的手自始至終一直在“牽著他手，指引他的每一個腳步”，“引領我回家”。

全詩每一節的最後都是以“牽著我的手，親愛的主，引領我回家”結束（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這是整首詩歌發出的最強音，反映了作者心中懇切的呼求和強烈的盼望。這盼望早已超越了作者身處的悲苦境況，直接與神的应许和永恆的盼望相連！

《親愛主，牽我手》這首詩歌不但幫助托馬斯本人走出因妻兒雙亡帶來的陰影，在發表後也激勵了無數像他一樣掙扎在痛苦絕望邊緣上的人，給他們帶來了心靈的極大慰藉和平安，並且引導他們思考生命的意義和歸宿，從而把目光轉向神，求主牽著他們的手度過眼前的艱難坎坷，走向光明的未來。

● 一生事奉帶來的榮耀和冠冕

 托馬斯的一生寫了一千多福音歌曲，其中影響最大就是這首《親愛主，牽我手》。它被翻譯成數十種不同的語言，深受各國民眾的喜愛。人們經常把它與另一首著名詩歌《奇異恩典》相提並論，甚至還有聖詩評論家把這首詩歌評價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福音歌曲”。

托馬斯他對藍調福音音樂的貢獻也無人能及。劍橋的「藍調和福音音樂之友」組織稱他實際上“定義了”這一音樂體裁。他對推動美國福音音樂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甚至讓他贏得了「福音音樂之父」之桂冠。不僅如此，他對藍調福音音樂的傑出貢獻甚至還影響了整個美國音樂世界，帶動了20世紀和21世紀前10年美國所有的主流音樂的變革。著名藍調評論家吉姆·奧尼爾(Jim O‘Neal)甚至將他與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藍調作曲家W·C·漢迪(W.C.Handy)相提並論。他也因此成為第一位入選「納什維爾作曲家名人堂」（Nashville Songwriters Hall of Fame）和「福音音樂協會名人堂」的非洲裔音樂家。

托馬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福音音樂，上帝也一直眷顧著他。在髮妻內蒂去世九年後的一天，托馬斯在教會裏遇見了一名叫凱瑟琳·莫斯利的女士。當在人群裏第一眼看到她的那一刻，他就認定“那將是我的妻子”。接下來當凱瑟琳正在車站等Bus時，他走上前去對她說，“我送你回家，…”。倆人在1941年結婚，婚後育有兩個孩子，家庭生活美滿幸福。

托馬斯出生於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卻一直活到二十世紀末的1993年，享年94歲的高齡。臨去世前的那一刻，他還在用當時流行的“隨身聽”聆聽讚美詩歌。在美好的音樂陪伴下，這位寫下《親愛主，牽我手》的作者終於像他詩歌中所寫的那樣，由他親愛的主耶穌親手引領著，回到了天上美麗的家鄉。

親愛的朋友，您願意有這樣一雙手來引領你未來生命的前程嗎？

下面請欣賞（1）由蔡琴演唱的版本（2）由著名福音福音團體比爾蓋瑟聲樂團隊馬歇爾等幾位歌唱家領銜演唱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