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category: 经典圣诗史话

作者：徐彬

引言：在刚过去的2022年岁末和2023年年初的日子里，每天从国内所传来的几乎都是令人揪心的坏消息。随着防疫政策的突然开放，家里的亲戚朋友们几乎人人都被感染；医院里人满为患，医生和病人同时倒下；到处是缺医少药所引起的混乱和恐惧，甚至还伴随着年迈老人的大量死亡，闻之让人窒息，难以释怀。然而就在此时，脑海里浮现出教会孙约翰老牧师最近在主日敬拜时带领大家唱过的一首歌，那就是《耶稣一来》（Then，Juses Came）。尤其是它的副歌：「耶稣一来，撒但权势就粉碎；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除去幽暗，使痛苦变为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于是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一边反复地听着歌曲，一边去挖掘这首以往中文资料从未涉及过的诗歌创作背景，以撰写诗歌背后的故事。

我先来介绍这首诗歌的作者奥斯瓦尔德·史密斯（Oswald Smith）的生平。史密斯1889年11月8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敖德萨，但他的孩童及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数百里之外的恩布洛度过的，因为他父亲是那里火车站的一名电报员。也正是这个近水楼台的缘故他学生时所打的第一份零工也是在车站；当时他所做的具体工作是定时前往为车站的信号指示灯加添好煤油，然后再用滑轮将灯升到灯杆的高处。在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个子不比同龄人高的少年郎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将福音的万丈光芒带到北美各地的著名宣教布道家。而这一切又要从他16岁那年所参加的一次聚会说起。

1906年的那天是史密斯生命中重要的日子。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车站的一名旅客口中了解到有一位著名的传道人正在多伦多举办布道会。为此他说服了父亲允许他旷课一天，和弟弟一起坐火车前去参加。

那次布道会的举办地点是在多伦多的梅西音乐厅（今日罗伊·汤姆森音乐厅的前身）。来讲道的牧师是芝加哥穆迪名下圣经研究学院院长，著名布道家鲁本·托尼（Reuben A. Torrey）。当史密斯兄弟俩赶到时会议已经是最后一天。到下午结束前托尼开始对台下的会众呼召。当他依次按年龄喊到“从16岁到二十岁愿意信主的人请上台前来”的时候，被感召的史密斯也随着许多青年人的脚步一起上台，决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但与众不同是，此时的他心中已萌发了一个志向，就是一定要成为像这位托尼一样成为一名大有能力的宣教士和布道家。

布道会虽然结束了，但这一志向却仍然时刻在他心中激荡，而且一天比一天强烈，让他无法平静下来。为此他居然还别出心裁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设法离开家前往一个较远的乡村，找到一个无人认识他的小教堂，然后请那里的牧师允许他上台讲一次道，由此来验证他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如果不成功，那就证明现在自己还没有被神召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还不至于那么冲动。不久之后他看到多伦多一家圣经学院正在夜校招生，于是他立即前往报名，成了一名学生。

在那家圣经学院就读的第二年，史密斯终于有了一次可以申请讲道的机会。得此消息后他一度激动得跪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祈祷，求神指引为他开路。但到了临近时他却退缩了，因为许多白天似乎已经想好的内容一到了晚上在头脑中便变成空白, …。

史密斯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于是他老老实实地花了数年时间，碾转于好几个不同的学校去系统地学习圣经和神学课程，其中包括在著名的芝加哥麦考密克神学院（McCormick Theological Seminary）就读了三年。在这期间他也曾经几次申请过去海外宣教的工作，但都因健康原因未被相关机构批准。

1915年正式完成了神学装备的史密斯被任命为南芝加哥长老会福音部的牧师，开始了他的第一份事工。从那一年起的11年期间他先后在美加好几个教会牧会担任牧师，成绩斐然。尽管他的讲道水准随着服事生涯的继续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但年轻时成为宣教士和布道家的那个抱负依然还在激励着他。终于在1926年他辞去了牧师职位，转去“加拿大东部基督教和传教士联盟”任职；之后他又加入“全球基督教信使会”，全力投身于各项宣教事工之中。

时间来到了1928年，史密斯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异象，就是要充分使用上帝给他的恩赐和能力自己去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来推动世界各地的宣教工作。为此他回到了多伦多。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在9月的一天他再次来到当年他决志的那个梅西大厅，正式宣布成立“人民教会”（People Church），并在次年在教会下专门成立了“宣教协会”（Peoples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具体负责宣教事业。若干年后它所联合的宣教机构团体在加拿大境内已经多达80多个，每年所得的宣教募捐高达数十万美元，持续地支持着世界各地数以百名的宣教士。史密斯个人更是频繁地前往世界各地布道，成了一名和当年鲁本·托尼一样的著名布道家。

以下的左上图是如今的罗伊·汤姆森音乐厅，当年史密斯在它的前身梅西音乐厅决志并在1928年宣布成立人民教会；下二图为今日人民教会的内外景照片▼

史密斯从1915年神学院毕业到1958年退休，致力于布道和宣教事工43年，前后出版过35本福音专著，总发行量高达600万册。他去世之后被美国著名的葛培理牧师誉为“我们这个时代结合了牧师、赞美诗诗人、宣教领袖和福音传播者数种身份的最伟大人物。”作为一名圣诗诗人他一生写过1200首圣诗，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耶稣一来》。

这首诗歌创作于1939年。虽然那时史密斯已经是一名知名的布道家，但若问这首诗歌的创作题材和灵感却是来自于另外两位传道人：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哈利· 列默（Harry Rimmer 1890–1952)和霍默· 罗德希弗(Homer Rodeheaver 1880-1955)。

这两位传道人中我们先来介绍哈利· 列默。他的经历也十分传奇。他出生在北加州，年轻时曾是一名职业拳击手，后来因受到一名街头布道人的影响而信主，继而前往三藩市神学院就读，毕业后进入长老会担任牧师。他一生中花费了极大精力去致力于如何通过科学来证明圣经正确无误，甚至还专门为此去学习有关课程，并成立一个实验室来验证圣经中的记载。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同时还是一名优秀的牧者和布道家。年轻时列默就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专门负责去各地高中学校作巡回布道演讲。1934年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第一长老会教会聘请他担任牧师，其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有6个月时间用于写作和布道。而《耶稣一来》这首诗歌的主题内容正是和他在这家教会服事期间的一次讲道有关。

1939年5月的一个主日，列默应邀前往某地布道。当天他讲道的内容与约翰福音的第11章有关，说的是耶稣让已经死去四天的拉撒路死里复活，从坟墓里走了出来的伟大神迹。列默在讲述上述内容时分成了两部分。前面提到拉撒路从病重到去世的过程以及他的两个姐姐马大、马利亚为此悲痛欲绝的反应，然后他表情突然变得肃穆并且停顿了下来。此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牧师即将要说出的话；只见牧师挥动手臂，用完全不同于刚才的高昂语调欢呼道:“接着，耶稣来了，祂改变了一切!”

那一刻台下所有会众的心灵都被震撼到了，其中就包括前面我提到的那位霍默·罗德希弗 。他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和这首《耶稣一来》诗歌的创作有什么关系？请允我进一步道来。

罗德希弗也是一位名人，他被誉为那个时代美国福音宣教士、音乐指挥、音乐出版商、福音歌曲作曲家和圣乐唱片录制行业的先驱。他很早起就跟当地的一名音乐家学会了小号，后又改吹了长号。在美西战争期间他曾经入伍成为军乐团的长号手。退伍后开始了他的福音音乐事奉之路。在数十年期间他先后加入两个著名的宣教团队担任音乐总监，深受大众喜爱。

罗德希弗在音乐事奉方面是个多面手。他不但能独唱，擅长指挥，也非常善于使用各种方法来调动会众的情绪。上台时他常常手肘上挂著一枝长号，一旦发现会场的钢琴声不够响亮时他就直接用长号来带领会众唱歌。作为指挥他曾经负责过参加人数多达25万人聚会的诗歌敬拜。他还有一个特别的本事，能够随时随地让人与他一起唱歌。有一次他在高尔夫球场见到了正要进入比赛的亿万富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John D. Rockefeller)。两人交谈片刻后洛克菲勒竟然不惜推迟了比赛和他一起唱起了圣诗。

作为一名作曲家罗德希弗创作的圣诗并不多，但就这一首《耶稣一来》已经足够让他留名青史，被后人传颂。那天罗德希弗是专程前来参加里默的这场布道会的。当他听到列默大声喊出“接着，耶稣来了，一切都改变了”这句话时，作为传道人和作曲家他立刻敏感地想到这是一个绝佳的诗歌创作主题，但自己却并不是诗人；于是他马上想到了他的加拿大好友，诗人奥斯瓦尔德·史密斯。会后不久他便专门前去拜访，请他就耶稣来了对人生命的改变这一题材创作一首圣诗，然后由他来完成谱曲，… 。就这样，一首内容深刻，诗句优美，旋律感人的赞美诗歌经过这三位传道人的相互影响和接力终于诞生了。诗歌问世后迅速传遍欧美各地，成为一首经典的赞美诗歌。

以下三人从左起分别为牧师哈利·列默、诗人奥斯瓦尔德·史密斯和作曲家霍默·罗德希弗▼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歌。史密斯创作的诗歌原本有五节，其内容除了圣经中耶稣让瞎子重见光明、使被鬼附捆绑者获得自由、以及让大痳风、聋哑等病人得到接纳及医治外，他还结合了自己年轻时一段在加拿大西海岸印第安人族群中传教的特殊经历，增加了失去了至亲的家庭如何因耶稣的安慰而走出黑暗，以及因有耶稣的大能和同在如何帮助人们走出战胜孤独和悲伤，战胜欲望和罪恶的相关内容。但中文的诗歌译本只是选择了前面的两节。歌词如下：

《耶稣一来》

孤单可怜，一丐者坐在路旁，
双目失明，不能看见亮光，
紧握破衣，黑暗中战兢不停，
耶稣一来，使他重见光明。

昔有一人，被邪鬼附上他身，
离别亲友，凄凉独住山坟，
恶者捆绑，伤害己体无人救，
耶稣一来，释放他得自由。

（副歌）
耶稣一来，撒但权势就粉碎；
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
除去幽暗，使痛苦变为甘甜；
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

耶稣一来对人的生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圣经中有太多的记载。除了诗歌里提到的种种事例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迦拿的婚筵上，当酒即将喝完的尴尬之时，耶稣一来，缸里的清水顿时变成了美酒，使主人和宾客共享喜乐和满足。在撒玛利亚的水井边，那个因婚姻关系混乱为众人不齿的妇人一遇到耶稣，心灵不但得到洁净，本人还成了福音美好的使者。在耶利哥城，为人痛恨的税吏长撒该一见到耶稣，马上就认罪悔改，把自己财富的一半给了穷人，还按四倍赔偿之前被他讹诈过的人。当耶稣被钉十架后，一度如同鸟兽散的门徒，一见到复活了的耶稣，绝望顷刻变成欣喜，平安和勇气从此与他们相随。…

以下即为反映耶稣一来使水变美酒、撒玛利亚妇人蒙恩、税吏长撒该悔改、和门徒生命改变的四张图片▼

又何止如此！耶稣一来，世界都随之改变。祂的诞辰成了全世界公元纪年的起点；祂舍身的十字架成了各国所有医院救死扶伤的标志；祂留下的教导改变了多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祂对未来的预示不但已被以往无数历史事实所证实，而且还正在一幕幕地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是啊，耶稣在上十字架前曾经对门徒说过将来必要发生的末世预兆：“一个民族要跟另一个民族争战，一个国家要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会有严重的地震、饥荒，和瘟疫，又有可怕的奇迹异象在空中出现。”（圣经现代译本：路加福音21:10-11）回首刚过去的2022年，不正是如此！从年初俄罗斯悍然入侵乌克兰，到年间多国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乃至到年末新冠病毒如海啸般地在中国大地蔓延，让我们见证了世道有多少不堪，人间有多少沧桑，生命有多少无常！

然而，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粉碎！” 这里“撒但的权势”其英文直译就是“坟墓的力量”（tempter’s power），也就是因罪带来的死权捆绑。是耶稣用祂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破除了死亡幽暗的权势，让所有信祂的人能够重新回上帝爱的国度里，生命从此就有了指望。不但如此，耶稣还要一直与你同在，“抹去你一切的眼泪”，“使痛苦变为甘甜”，并让所有信祂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圣经标准译本：约翰福音3:16）

亲爱的朋友，在这世上唯有这位耶稣能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约翰福音16:33）；“天地都将过去，但我的话却永远长存！”（路加福音21:33）您，愿意打开心门去迎接祂，成为你生命的主吗？

作者：徐彬

 一首即兴写成的诗歌预告了他一生的归宿

1819年“五旬节”的前一天，担任英格兰圣阿萨教区总教长的 威廉·戴维斯·希普利牧师 (William Davies Shipley1745- 1826) 来到辖区内的雷克瑟姆教堂Church of Wrexham) ，准备参加第二天的献祭敬拜仪式，并为一次特别募捐做专门讲道。这一募捐是圣公会为支持宣教使团“福音传播协会”（The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的海外事工所进行的慈善活动一部分。与希普利此次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婿雷金纳德·赫伯(Reginald Heber Hodnet)；他虽然是另一个教堂的牧师，但在教区中也有教士的神职，明天他将负责敬拜开始时的牧祷。

抵达雷克瑟姆后他们两人被安排在教堂牧师的住所里下榻。到了晚上，教堂的牧师前来陪客人聊天。当谈到这次募捐活动时，希普利不无遗憾地表示道，可惜明天没有一首与宣教有关的诗歌可以与此搭配 …。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无奈，因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对教会所唱的圣诗歌题材历来有严格的限制。可希普利对此却大不甘心；他突然想到，在场的女婿赫伯不正是一名出色的诗人吗，而且他还十分擅长于即兴写诗，于是就提出是否可请他就在现场创作一首相应的诗歌为明天所用。赫伯听到岳父这突如其来的建议后居然就立马答应了。他顺手就拿起一本记事本，独自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安静地坐了下来，开始进入诗歌的酝酿和写作之中… 。

▼下图是一张反映当时赫伯在雷克瑟姆教堂牧师家即兴写作的画图：

过了一会儿，希普利问他写得怎么样了，赫伯站了起来把已经完成的前三节部分读了一遍。诗歌的第一句便十分吸精彩：“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海岸，….”。希普利听了十分认可。可赫伯却说“不，我还没有写完”“我必须得再写一节！”若干分钟以后，一首完整的宣教诗歌终于完成了。在第二天的聚会上，教堂的诗班用那首众人熟悉的古老民谣“那是大海咆哮的时候”（Twas when the Seas were Roaring）作为曲调演唱了这首《要遍传福音》（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诗歌。歌声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会众，接下来的募捐活动也得以圆满完成。

在那一天，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谁也无法想到写下这首宣教诗歌的赫伯牧师会在4年后的某一天不但真的就漂洋过海，前往了诗歌中提到的印度，而且还成了整个印度加尔各答教区的主教；更让人难以想到的是，就在他抵达印度的第三年，在一次视察和宣教的长途旅程中他的生命戛然而止，长眠在那块土地上。

与众不同的青少年时代

还是让我从头开始来介绍这位为福音宣教舍了性命的勇士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吧。

雷金纳德·赫伯于1783年4月21日出生于英格兰马尔帕斯的一个牧师家庭。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还是在他孩提时代，有一次父母亲带着他一起外出旅行，途径某一个偏僻山区时突然遇到雷暴天气；当时大人都惊吓到了，但此时还是坐在母亲的膝盖上的他却镇静地说道：“不要害怕，上帝会保护我们！”在牧师父亲的启蒙教育下，他很小就学会了识字，到五岁时已经可以阅读圣经，甚至还过目不忘。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位客人，当父亲和他们一起谈到某一段旧约经文时发生了争论，此时正好赫伯走进房间；于是父亲就问他这段圣经的出处，他立刻就准确地指出，那是出于哪一书卷的第几章节。

到了赫伯七岁时父亲送他进入一家拉丁语学校读书，也是从那时起他就爱上了诗歌及文学写作。因为有长时间沉浸在文学上的积累，当他在17岁年考入牛津大学布里森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后，在第一学年他写的一首诗歌就赢得了学校的最佳拉丁语诗歌奖。读到大三时，他又摘下了学校纽迪盖特奖(Newdigate Prize)的桂冠，这是牛津英文诗歌评选的最高奖项。而这首名为《巴勒斯坦》(Palestine) 的诗歌内容居然是来自他和学校的一名教授一起吃早餐时的聊天话题。当后者在谈话中提到所罗门王在圣殿建造时“没有发出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声响”这一经文时，赫伯当场就来了灵感，马上离开了饭桌，前往安静之处写下了这首诗歌的关键诗节。在诗歌的颁奖典礼上他受到了众人的欢呼和赞扬，但此时他却安静地退出，独自来到一间房间里跪下来祷告感谢神。这首诗歌正式出版后曾被评论家誉为“本世纪上半叶最成功、最受欢迎的诗歌”。牛津的音乐教授威廉·克劳奇还专门为其配上曲谱。1804年他从牛津毕业时，他为毕业典礼致辞所写的《荣誉感》(Sense of Honor)一文又获得了最佳散文学士奖。

赫伯毕业那年正好碰到他父亲去世，因为父亲所服事之地是属于他们家族的私产，按法律他有权优先申请成为父亲生前所在教堂的牧师。但他却出于对更多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先选择了和他自中学时代就是好友的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一起前往欧洲大陆旅行。这次旅行整整持续了两年之久，行程包括布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中北欧的许多国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赫伯都写下了详尽的笔记。在终于即将结束旅途来到德国汉堡港口时，他们还被当地居民误认为是法国间谍而被抓差点处死；最后很幸运得到一位名叫莫佩斯的勋爵的帮助，坐上了他的私人游艇才在1806年10月14日安全返回英国。

▼下图左为赫伯年轻时的画像；右上图是他在牛津所读的布里森诺斯学院照片，右下是他当年服事过长达16年的霍德内特（Hodnet）教堂在旧址上新建成的外景照片：

教会的服事和文学的成就

1807年5月24日赫伯正式被按立为牧师，并在同年八月出任他的家乡霍德内特（Hodnet）教堂的牧师。但在那个时候，他的灵命状况还是处在一个有待进一步成熟的阶段，然而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渴望能够真正成为合格的服事者。在那封给好友桑顿的信上，他这样写道: “为我祈祷吧，我亲爱的朋友，让我的眼睛看到真相……，我若蒙神喜悦，能恒久服事他的事，就必带着平静和无亏的良心来担当这一职任，成为一名高尚的教士。”

1809年赫伯因他兄弟的介绍认识了圣亚萨教区院长最小的女儿阿米莉亚·希普利，两人在4月9日结婚。不久他也完成了在牛津的神学硕士学位，夫妇俩就在霍德内特正式定居下来。

赫伯在家乡教堂服事的时间长达16年。期间他为会众和当地民众尽其所能，倾心付出，深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他也因此受到提拔，被授予了教区教士的圣职。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一直以来在文学领域上的耕耘。除了担任文学《季度评论》的撰稿人外，他还整理编辑了17世纪著名散文家杰里米·泰勒牧师(Jeremy Taylor)的所有作品，出版了多达15卷的《泰勒全集》，并精心为作者写了评传。他对泰勒所做的研究至今仍然是这一领域的权威。

虽然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但赫伯依然没有停止赞美诗歌的创作，成为英国最早从事圣诗写作的先驱者之一。他自1811年到1821年之间总共写了57首赞美诗歌，其中包括如今已成为众多诗集中排在最前面的著名圣诗《圣哉！圣哉！圣哉！》（Holy, Holy, Holy），以及今天我介绍的这首《要遍传福音》。在他前往印度之前曾经几度设法将其诗集正式出版为教会所用，但却始终未得官方批准。

去还是不去印度的选择

1822年7月担任海外印度加尔各答教区首任主教的托马斯·米德尔顿 (Thomas Middleton) 在任职期内因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在遴选和推荐继承人时，相关委员会的主席查尔斯·威廉姆斯·韦恩想到了赫伯。他自牛津起就是赫伯的朋友，一直对他的能力和志向有所了解，也知道他有过长期在海外生存和旅行的经验。当年12月，韦恩在一封写信给赫伯的信中委婉地提出，按他的条件如果愿意的话，很可能有机会获得这一职位。而赫伯确实一直对去海外宣教事工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渴望，早在牛津期间他就加入一个名叫《英国和海外圣经协会》（BFBS）的宣教组织；成为牧师后他也一直在支持另外两个全国性的宣教组织，即《海外福音协会》（SPG）和《教会传道协会》（CMS）的工作，还曾经专门去过《海外福音协会》为宣教事工而讲道。何况这是去他几年前就在那首诗歌中提到的印度！

然而要真正要做出去否的决定前，赫伯又不得不考虑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否能够适应长时间的海上旅行，以及印度当地酷热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这些现实问题。他本人自儿提时代起就体弱多病，曾经得过严重的肺炎和伤寒，而肺部的问题至今还一直在困扰着他。加上女儿艾米丽此时才二岁；在艾米丽之前他们夫妇俩还曾生过一个女儿，可就在出生后的六个月因得了一场重病而不幸夭折。妻子阿米莉亚的身体也不佳。在慎重咨询了医生意见之后，他在1823年1月2日写信给威廉姆斯·韦恩，婉言拒绝了这一邀请。但只过了几天，他还是顺服了圣灵在他心里的呼召，毅然再度写信给韦恩，正式表态愿意前往印度。很快他的提命获得了英王乔治四世的批准；数天之后他便携带妻子和女儿坐船启程前往印度就任。那年他正好40岁。

倒在宣教考察路上的主教

经过四个多月的漫长海上航行赫伯终于在1823年10月10日抵达了四年前他写的那首诗歌中提到的印度海岸。两天后他在加尔各答的圣约翰大教堂进行了他这位主教的首次布道。作为初来乍到的新主教他所面临的压力巨大。他不但要在生活上适应过去从未经历过的各种严酷考验，而且还要抓紧时间处理他的前任在去世前所遗留下来许多未完事工。在他日以继夜的努力下，各项工作都得以初见成效。三年前因财务问题而被迫停建的加尔各答主教学院终于得以注入资金重新启动；若干月之后，一所拥有一座图书馆和全新教堂的学校终于展现在众人面前。接着，为了推进教会神职人员的本地化，他又在1824年6月首次任命了泰米尔族马拉巴尔人大卫作为本教区的执事。

赫伯服事的加尔各答教区所涉及到的地域非常辽阔广大，它不但覆蓋了印度次大陆和锡兰(斯里兰卡)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还包括澳大利亚和南部非洲的部分地域。而这一教区设立的时间在赫伯到任时还不到十年。为了更多地了解本教区，以及推动各地的福音和宣教事业，接下来的岁月赫伯几乎都是在长途跋涉的宣教考察旅途中度过的。

1824年6月15日，赫伯在副主教Daniel Corrie等人的陪伴下开始了他的首次北印度之旅。他们一行乘坐两艘小船出发，一艘用于载人，另一艘存放所带的行李、食物等杂物。小船的措施非常简陋，所谓的客舱只不过是一间敞开式的房间，覆蓋屋顶用的居然还是茅草。他们沿着胡格利河向北航行，进入恒河后向东前往达卡，这是他沿途要考察和巡视的第一站。接着从达卡出发向西转南到达莫卧儿王朝的首都德里，在那里完成考察访问后再从陆路进入喜马拉雅山山麓，穿过拉杰普塔纳，到达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孟买。一路上他们不但行程极其艰苦，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流行病的肆虐；启程才一个月随行人员中就有人因染病而去世。

旅途中每到一地赫伯就考察环境，视察教会，接触民众，广传福音。在达卡他去了一所规模很小但有着哥特式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向会众布道；在抵达恒河平原上最大的城市贝拿勒斯时，他为一座新建成的教堂祝圣，并用英语和当地语言主持了圣餐仪式。在停留在纳迪亚德期间，他还在与当地印度教领袖会谈时向对方传讲福音，希望对方皈依耶稣。在抵达此行目的地孟买并在那里服事了四个月后，他又改变了原来坐船返回出发地的计画，增加了从陆路前往锡兰的考察行程。整个旅程前后整整延续了16个月之久，当他们最终回到加尔各答时，时间已经是1825年10月。

结束了北印度之旅后赫伯为此行撰写了一系列详细的考察报告，其中还包括了他对行政当局在各地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的严肃批评和相关建议。回到加尔各答才仅仅过了三个月，他在百忙中处理了手上压积的各项工作后，不顾身体的疲倦又再次决定前往南印度地区考察他的教区。而促使他进行这次考察的动因之一是那些地区困扰教会多年严重存在的种性问题。

1826年3月26日是复活节，那天赫伯正好抵达泰米尔纳德邦的坦贾武尔。当日他向当地教会的1300多名信徒布道，并在第二天为众多泰米尔族初信的会众举办了确认仪式。4月1日他来到特里奇诺波利（Trichinopoly），到达第二天他在圣约翰教堂又确认了42名信徒。次日的清晨，他去教堂参加了早礼拜；在用泰米尔语为会众完成祝福后，他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因为天气非常炎热，仆人为他事先准备好了冷水浴。可就在他全身浸入冷水的那一刻，他的心脏因受到刺激而突发异常，半小时后被仆人发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此时离他抵达印度才两年零六个月。他被安葬在当地圣约翰教堂北边的祭坛旁。随后加尔各答当局为他降半旗致哀，并鸣礼炮42响，每一响分别代表了他的生命周年。

▼左上下两图分别为赫伯担任主教后首次布道的加尔各答圣约翰教堂，以及他去世前一天布道过的特里奇诺波利圣约翰教堂；右图为在加尔各答圣保罗教堂内的赫伯雕塑像:

诗歌的出版和作曲

在还没有电报的当年，赫伯不幸去世的消息四个月后才传回到英国。媒体和民众纷纷表达了对这位倒在印度大地上的宣教勇士的怀念和敬意。次年他生前所希望出版的57首赞美诗歌终于得以正式出版，书名定为《为年度每周教堂礼拜而编写和改编的赞美诗》。然而在这之前他的这首《要遍传福音》的诗歌却早已经被一份杂志介绍给了英美两国民众，并由一位著名的美国作曲家配上了曲调，成为一首经典圣诗。

1823年6月赫伯被任命为加尔各答主教的消息公开以后，有一位记者向《基督教观察家报》寄去了这首赞美诗的副本，并附上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他在信中称这首“宣教赞美诗是如此的美丽和珍贵，充满了基督的资讯”；“每一个基督徒看到赫伯对传讲“弥赛亚名字”抱有如此虔诚的热情，以及他将在这个如此重要的职位上，以基督徒的虔诚、顺服和谨慎来实现这一愿望时，一定会为此感到高兴！”

《基督教观察家报》收到这首诗歌后及时将其编入下一期的刊物之中，并分别在英国和美国两地公开出版。此时在美国佐治亚州的萨凡纳，有一位叫玛丽·霍华德（Mary W. Howard）的读者看到了这首赞美诗。她因为非常喜欢就想到如果诗歌有一个合适的曲调方便大家去唱该有多好。但因赫伯诗歌的韵律却与一般的圣诗很不一样，较难借用其他曲调，于是她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自己所在的独立长老教会的音乐总监，住在她附近的洛厄尔·梅森(Lowell Mason)。她让儿子将这首诗歌拿去交给了梅森。有趣的是，当梅森看到这首诗歌后只花30分钟左右就为它完成了谱曲，而这一时间恰恰就和赫伯当年在雷克瑟姆教堂牧师家即兴写下这首诗所花的时间相仿。梅森当时还是一名当地银行的职员，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首圣诗音乐作品，但他后来却成了大名鼎鼎的美国圣乐之父，创作了一系列经典圣诗曲谱，其中包括了《奇妙十架》《普世欢腾》《离主更近》等著名赞美诗歌。

本文结束前的话

在即将结束本文时笔者不想像往常的惯例花更多的笔墨去评论这首《要遍传福音》诗歌的具体内容。因为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他写的每一首赞美诗都已付诸于行动！”我想，单凭就这句话已经足以超过千言万语为这首诗歌定论了。

是的，赫伯一生中有许多机会可以成为另一个不同命运的赫伯。他可以不当牧师，因为他的文学才华足够让他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或有名的编辑。他也有理由不去印度，留在圣阿萨教区服事；如此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像他岳父那样被提升到教区主教的职位。即使到了印度以后，他也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留在加尔各答处理如此繁重的教区事务，包括他已经计画好要编纂一本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的词典，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受益来学习圣经。然而他却将到任后的大多数时间花在艰辛卓绝的宣教考察路上,并最后为此倒下，长眠在那块土地上 …。他真的做到了像使徒保罗那样：“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24）他的一生是将自己作为“活祭”献给主的一生，是身体力行主耶稣所颁布的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大使命的一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举目向田里观望，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4:35），可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10:2）也许，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像赫伯那样漂洋过海，前往陌生艰苦之地传讲福音，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身边做起，将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邻舍、同事。愿你我都能够从赫伯身上学到为福音而舍己的精神，“无论在甚么时候，甚么环境，都要专心传道，以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勉励人。”（提摩太后书4:2；圣经当代译本），直到我们生命的末了！阿门！

作者：徐彬

前言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圣诗作者，他曾经是三百多年前英国的一位历史名人，当过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做过宫廷牧师，并且前后和四位英国君主有过各种互动。尽管他的这些不凡经历如今已经很少人知晓，但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每到周日却仍然必会唱起他生前所写的一首歌。他的名字叫托马斯.肯恩（Thomas Ken1637-1711）；他的那首传世诗歌叫《三一颂》。接下来我就来介绍这位名人的生平故事和他那首诗歌的创作过程。

托马斯.肯恩1637年出生于英国英国赫特福德郡的小伯克汉普斯特德。他从小就显得天赋过人，聪明好学，可就在他还未成年时却先后遭遇了父母亲先后去世的不幸，好在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大于他26岁的姐姐安妮（Ann），将他接到自己家中来抚养他成人。安妮待他长姐如母，对他十分照顾，加上姐夫伊扎克·沃尔顿（Izaak Walton 1593 – 1683)又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学者。托马斯.肯恩能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他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无疑对他后来的成长和性格成型有着重要的影响。

1652年托马斯.肯恩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学习；四年后考入牛津大学，并获得该校“新学院”（New College）的奖学金。在那里他先后完成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在那个年代，所有的高等教育都离不开神学。因此对托马斯.肯恩而言，神学的传统和价值观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成为他终其一生予以坚持和维护的对象。

托马斯在圣公会教会的服事始于1662年。在前十年中他先后担任过埃塞克斯小伊斯顿的圣玛丽教堂、怀特岛的布莱斯通教堂，以及汉普郡的东伍德海教堂的牧师。在这些地方教会经历了充分的磨练后，他在1672年回到温彻斯特，被任命为英格兰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大名鼎鼎的温彻斯特座堂，也叫温切斯特大教堂的一名预备主教和牧师。这一重要的职位为他以后的提升进一步开拓了空间。

托马斯.肯恩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其根本原因大都与宗教有关。而这一切的起因可前溯到1531年由英国亨利八世颁布的最高权法案(Supremacy Act) 。从那时起英国的教会体系就与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完成了剥离，圣公会成了英国的国教，而国王就是教会的最高领袖。这种既有别于天主教和又不完全等同于新教，在欧洲独树一帜的政教体系，加上历来已久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注定会给英国的政局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

作为一名国教的高阶位牧师，托马斯.肯恩不可避免地要和王室发生密切的关系。在他的主要服事阶段英国先后经历过数代君王的上上下下，而恰恰在这些错综复杂、动荡变幻的政局漩涡中，他在处理与君王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道德善恶观，以及面对君王的各种压力和逼迫时敢于直言和抗争的正直品质才显得更加突出和难得可贵。

我们先看他与查理二世的（Charles II，1630年-1685）的关系。查理年轻时经历了父亲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率领的“议会军”之间的内战，并在父亲被处死后被迫流亡外国，英国也随之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但随着克伦威尔在1658年去世，他终于成功复辟，返回英国成了查理二世国王。在他统治时期不但签署了著名的“人权法案”，内外政绩也颇有建树；但他本人却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在英国史上有“欢乐王”和“快活王”之称。

1679年托马斯.肯恩被查理二世看中，任命为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的御用牧师。玛丽公主其实是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的女儿，此时已经外嫁到荷兰，成为奥兰治亲王国的王子，时任荷兰省执政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妻子。可是托马斯.肯恩在这一位置上仅仅持续了一年就被遣返国内，其主要原因是他在海牙开庭的一次民事纠纷审判中站在威廉王子一位亲戚的对立面，谴责后者企图反悔与一位英国女性之间已有婚约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引起了威廉王子的不满。但他回到英国后，查理国王却并没有为此责怪他，反而钦定他作为宫廷的牧师。

尽管托马斯.肯恩受到了查理的如此礼遇，但他进入宫廷后却没有因此就放弃自己作为国王牧师应有的的责任和原则。在王宫里，他经常针对查理的各种不良行为提出自己的谏言和批评指责，以致国王每到主日时就会对手下的随从说“我要去听托马斯数述说我的过错了。”1683年查理二世计划访问温切斯特。临行前他传话给托马斯.肯恩，要他把在那里的住宅提供给自己最喜爱的情妇内尔·格温（Nell Gwynne）居住。托马斯.肯恩得知后不但断然拒绝，而且还赶快雇了工人把住宅的屋顶拆掉，以免国王强行让这件事成为事实。

在那个时代他的这一举动绝不仅仅是不给国王面子，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他个人带来严重后果，但他为了坚守一个牧师的良知，仍然敢于冒犯国王的天威而予以抗争。幸运的是查理反而从中看到他的诚实和率真，并不予以计较。到第二年的11月，因巴斯和威尔斯（Bath and Wells） 教区的主教外调而出现职位空缺时，查理还明确宣布“除了这个矮个子托马斯外谁也不能得到这个职位! ”

1685年1月肯恩正式上任成为主教。而此时的查理因病重已到了弥留之际；在那最后的时刻，他又把肯恩叫到王宫，任命他来负责自己的临终弥撒。

如果说托马斯.肯恩与查理二世之间的这些君臣互动堪称佳话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与下一任英国国王的关系则是完全与其相反。查理去世后因为没有留下合法后嗣，按王室继承的序位他的弟弟约克公爵成了詹姆斯二世国王。詹姆斯因他的母亲的影响早在1668年就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因此在他当了国王后就针对过去只允许圣公会信徒担任公职的“立誓法”颁布了一项法令，也称“宽赦宣言”，允许将各种公职对所有人开放；不仅如此，他还在伦敦公开接见了来自罗马教宗的代表。

詹姆斯国王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圣公会上下的严重不满。1688年4月，当国王命令主教们必须在各自的教堂里宣读这个法令时，包括托马斯.肯恩在内的七名主教联名发起请愿上书，断然拒绝国王的这一命令。为此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被王室以“煽动叛乱”和“严重不当言论”等罪名囚禁在臭名昭著的伦敦塔等待审判。托马斯.肯恩之所以加入到“七主教”行列并不是出于他个人对国王的不满，而是出于他对罗马天主教的极度厌恶，同时他认为国王此举是有损于教会应有的精神自由。

詹姆斯的倒行逆施也引起英国国内上下民众的普遍不满，由此不但导致在6月底结束的审判中托马斯.肯恩等七名主教均被判决无罪，而且还进一步引起了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1688年11月5日，已经嫁到荷兰的玛丽公主连同夫婿威廉趁机率领荷兰军队在英格兰的西南部登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因此土崩瓦解。当年12月16日，威廉签署了国会提出的《权利法案》即“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该法案限制了国王的部分权利，同时作为交换条件国会认定国王企图出逃的行为等于自动放弃王位，因此委托威廉和玛丽共同来继承詹姆斯的君权。接下来夫妇两人在4月11日完成加冕典礼，正式成为英国的玛丽二世和威廉三世国王。

下图是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馆内，反映托马斯.肯恩等“七主教”受审的一幅油画，图中面对审判台的七个穿白色长袍的人即为“七主教”▼

在常人眼里威廉、玛丽此时的继位显然是对托马斯.肯恩是有利，为此他应该拥戴甚至感恩；可是没想到过了不久他和这两位国王也发生了冲突。事发原因和王室的一个命令有关。

威廉、玛丽上台后，虽然顺应了历史潮流，在1689年12月签署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宪法《权利法案》，从而为英国逐步过渡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体制开通了道路；但为了巩固自己并不那么名正言顺所获得的权力，他俩却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在自己的教堂里公开对新国王宣誓效忠。此举引起圣公会上下许多人的不满。于是他们以君主的权威应该直接来自上帝，而不能由出于议会的委托许可为由，发起了旨在拒绝为新王合法性背书，史称“非陪审团成员”（non-jurors）的政治风潮。

托马斯.肯恩虽然曾经被前国王逮捕过，但此时却仍然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成为九名拒绝参加宣誓的主教之一。尽管他提出的借口理由是自己过去已经宣誓过要效忠詹姆斯二世，如今前国王还在世，因此不能再对玛丽夫妇效忠，但他还是遭到了报复，在1691年8月被免去了主教职务。此后，他并没有像个别拒绝宣誓的主教那样去成立一个分裂的教会，自任主教，而是采取提前退休，默默地离开政治舞台，回到自己的家乡。

到了托马斯.肯恩的晚年又有一位新登基的国王主动找到了他。那年是1702年，继1694年玛丽二世去世后在这一年威廉三世国王也因病离世。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子女，故玛丽的妹妹安妮继位成了新一代英国君主。接着原先取代肯恩成为巴斯和威尔斯教区主教的理查德·基德博士（Dr Richard Kidde）也在1703年因病去世。新登基的女王此时想到了肯恩，敦促他复出，重新回到那个教区担任主教。此时尽管詹姆斯二世已在两年前去世，肯恩之前所谓的效忠约束已不复存在，但他仍然以年龄和身体原因婉拒了女王的提议，宁愿留在乡村事奉神。之后女王又想把他过去住过的房子赠送给他，也被他谢绝。

下图是托马斯.肯恩一生中曾经有过互动的四位君王查理、詹姆斯、威廉/玛丽、以及及安妮各自的肖像画▼

1711年3月19日的黎明，这位曾经与四位英国君王有过密切互动，晚年在清贫条件下度过的托马斯.肯恩在英格兰威尔特郡的郎利特家中去世，享年73岁。按照他的生前嘱咐，他的灵柩由当地六个最贫穷的居民抬往墓地安葬。

从那时起整整三百余年过去了。如今世上绝大多数人早已忘记这位曾经当过主教和宫廷牧师的圣公会牧师，当年他与多位英国国王所发生的那些互动和抗争也早已湮没在历史的沧海之中，但他写的这首《三一颂》却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流传了一代又一代，甚至还成为世上每一位基督徒每到星期日就必会唱起的敬拜诗歌。下面我就回过头去介绍肯恩创作这首诗歌的具体过程。

我们先来看这首诗歌的内容：

《三一颂》（Doxology）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地上生灵赞美主恩，

Praise him, all creatures here below;

天使天军颂赞主名，

Praise him above, ye heavenly host: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Praise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阿们。

Amen.

《三一颂》的英文叫“Doxology”。但其实它不是一个“正宗的”英文单词，而是来自中世纪的拉丁语，而这个拉丁词的构成又是分别与希腊语的“doxa”（赞美）和“dokein”（荣耀），以及“logos”（文字）有关。所以“Doxology”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赞美和荣耀的词”。因为基督徒要颂赞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荣耀的神，所以这个单词就成了“三一颂”。

《三一颂》作为一首诗歌是出自托马斯.肯恩在温切斯特大教堂服事期间当地学校为“温切斯特公学”的学生们所写的《祈祷手册》一书，写作时间是在1674年。为什么一位大教堂的预备主教和牧师会如此关心这所学校的学生呢？原来这涉及到这所学校的历史，因为该校本身就是由温切斯特教区一名叫威廉·威克姆（William of Wykeham的主教在1382年成立的。该主教在这之前还刚新建了牛津大学“新学院”；两校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前者毕业的合格学生可以顺利进入“新学院”就读。而托马斯.肯恩又恰恰是这两家学校的校友，因此他成为关怀这家学院学生的属灵导师，就不足为奇了。

下图是如今已成为英国著名私校的温切斯特公学的一组照片，其中包括了保存在校内的部分古建筑▼

在英国，作为国教的圣公会有一个优良的历史传统，那就是十分重视祷告。著名神学家、卫理宗教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曾经评论道： “世界上没有哪种礼拜仪式，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语言，比英国国教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更具有坚实的、合乎圣经的、理性的虔诚。”而这本书里很突出的内容就是对每日的“晨祷”（Matins）及“晚祷”（Evensong）的规范和指引。托马斯.肯恩的这首《三一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温切斯特学院学生们的“晨祷”和“晚祷”所写的。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三一颂》只有短短的四句。其原因是它原本并不是一首完整的诗歌，而只是托马斯.肯恩写的两首祷告诗歌中的结尾部分。

在这两首用于“晨祷”和“晚祷”的诗歌中，起首的诗句分别是“醒来吧，我的灵魂，陪伴着太阳”（Awake, My Soul, and with the Sun），以及“今夜，所有的荣耀和颂赞归于你，我的上帝”（All Praise to Thee, My God, This Night)；而到了诗歌的结尾都是以“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生灵赞美主恩，天使天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作为结束。这就是《三一颂》的来源。

正如有些评论家所形容的，这首诗歌“含意深邃，庄严无比”；“上帝和祂的伟大竟然可以用如此简朴的语言来描述，而“神学中最深奥的内容又恰恰隐藏在这些简短和独特的诗句之中。”

是啊，我们看到诗歌一开始就指明了“神是万福之源”这一伟大真理，因为整个宇宙和我们的世界万物都是由祂创造的。正如圣经所说的，世界的“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罗马书11:36）；而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也乐于祝福祂所创造的万物，祂不但“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纪1:31），而且还“赐下恩惠和光荣，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诗84：11）；连“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祂而来的。（雅各书1:17）因此，无论是宇宙的“天使天军”，还是地上的”万物生灵”都要赞美祂。而这位荣耀全能的上帝已向祂的子民显明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神。祂为了救赎子民脱离罪死而赐下宝贵的救恩，这救恩就是通过“父所安排，子所成就，圣灵所施行”的顺序显明出来。因此任何一个蒙恩的信徒必然会从心灵深处会发出“赞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感恩，将所有的赞美都献给这位神！

虽然这首《三一颂》是在托马斯.科恩成为王室宫廷牧师和主教前写的，但是我们何尝没有从中看到托马斯.科恩正因为明白了这三一真神的伟大，他才会在他后来的生命中如此轻看与地上的权贵和荣华富贵；这也是他在一生中多次敢于犯险向君王进诤言、做抗争的根本原因！

最后，我们再来进一步了解这首充满了庄严旋律的赞美诗歌曲调的来源。

当托马斯.肯恩写下这些诗歌时，他曾经严肃地告诉学生们只能用于个人的祷告，不能在公开场合咏唱。因为在那个年代圣公会规定赞美诗歌只允许出现圣经的经文，而且还必须经过官方的审查。但有趣的是今天我们所唱的《三一颂》其曲调却出于时代更早的16世纪。作曲家是出生于1510年，比托马斯.肯恩小整整127岁的法国人洛伊斯.布尔乔斯（Louis Bourgeois 1510-1561）。

洛伊斯1541年迁居到瑞士日内瓦，成为那里的一名音乐教师，同时也是当地圣彼得教堂的诗班主任。当时的日内瓦是著名加尔文的新教改革宗中心，同时也是新教圣乐的创作中心。洛伊斯在那里成了加尔文的朋友，因此很自然的成了“改革宗”的一名圣乐家。

从1539年起，日内瓦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开始了将圣经诗篇和部分经文按法语的韵律改编成新曲的浩大工程，完成后的圣乐作品史称《日内瓦诗篇》。布尔乔斯加入这项事工的时间比其他作曲家晚，但由他负责完成作曲的“诗篇”却多达八十余首。我们今天所唱的《三一颂》曲调正是借用了当年他为《诗篇》编曲时所创作的一首曲调。因为他的这一旋律曾经先后用于《日内瓦诗篇》中的第100首和134首，故其调名称为“老100首”（Old 100th）。

与其他圣乐作曲家相比，布尔乔斯在他的音乐创作中很注重吸收当时流行的音乐元素和各种民间旋律，包括增加了和声的搭配。为此他甚至还曾经因“未经官方许可”改编圣诗曲调而被送进过监狱，后因约翰·加尔文亲自出面干预才被释放，之后他的创作也得到了承认。正因为他的圣乐创作上的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才使得他的“老一百首”曲调最终成为《三一颂》的旋律，并被全世界各宗各派的教会采纳，颂唱至今。

结束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今的世界充满著不义和罪恶；战争、动荡、纷争、逼迫、瘟疫、灾害等末世现象不断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当您每周主日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请坚定您的信念，相信这位创造世界万有、三位一体的神正掌管着一切，无论世界已经发生什么，将来还会有什么变化，祂的国度永不会摇动，祂对子民的祝福和应许更永远不会变化！因此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要定睛于这三位一体的神，紧紧地跟随祂，永远赞美敬拜祂！同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像当年的托马斯.科恩一样敬虔持守，远离罪恶，在面临各种逼迫时恪守神的道，始终保持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恒切祷告，持久忍耐，等待主再来的日子降临！

作者：徐彬

引言：1945年4月9日，德国纳粹位于巴伐利亚州费希特尔山脉地区弗洛森堡集中营里的人似乎已经可以从远处听到盟军越过莱茵河向德国境内挺进传来的炮声。此刻天还没有完全亮，在一间牢房里党卫军看守正在匆忙对一名囚犯宣读死刑判决。在场的一位集中营医生费舍尔-惠尔琴斯（H. fischer – huellstrings）见证了以下的一幕：那位囚犯听完判决后脸上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恐慌。他安静地接受了党卫军提出的羞辱性要求，脱光了身上全部的衣服，然后跪下来极其虔诚地向神祷告。接着他被带到了刑场，他又再一次低头做了一次简短的祷告，然后从容登上绞刑架，慷慨就义….。

这一天离该集中营被盟军解放只相差了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后希特勒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地堡内自杀；5月7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位倒在二战胜利黎明前夕的男人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这首《所有美善力量》诗歌作者，集大学教授、神学家、新教牧师、反希特勒双面特工、殉道者于一身的德国传奇人物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潘霍华出生于1906年2月4日，是家中八个孩子中的老么。他的家族是知识份子世家。祖父曾做过德国的地方法官，父亲卡尔·邦霍费尔(Karl Bonhoeffer)更是国内精神病学和神经学领域的著名权威。母亲保拉·邦霍费尔(Paula Bonhoeffer)本人是一名教师，其祖父是德国著名的神学伦理学家，父亲卡尔·阿尔弗雷德·冯·哈斯还做过德皇凯撒威廉二世的宫廷牧师。

潘霍华从小就显得比同龄的孩子兴趣更为广泛，聪颖过人，特别是弹得一手好钢琴。可到他中学毕业后突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神学，报考了柏林蒂宾根大学就读神学；在那里完成了相当于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的国家考试后又进入柏林大学攻读神学博士专业，直到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而那年他才年仅21岁。

当潘霍华决定要就读神学时，原本看好他音乐天赋大好前景的父母亲一度非常失望，认为对儿子而言，将来一辈子要“过一个平静又平淡的牧师生活几乎必将是一种遗憾”；多年后他父母亲才明白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大错特错，而导致后来这一切变化的初因离不开潘霍华在1930年的美国之行。

因为潘霍华博士毕业时过于年轻，还不符合德国可授予神职的条件，因此他先去了西班牙巴赛隆纳一家德人教会担任了一段时间助理牧师，然后又在1930年作为交换学生前往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短期深造。在纽约虽然只待了一年时间，但却给他后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下图照片分别是纽约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的内外场景及非裔牧师老亚当·克莱顿·鲍威尔▼

在学校里他因为师从同一个导师而认识了黑人学生弗兰克·费舍尔；后者又介绍他去离学校不远的纽约哈莱姆黑人区的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 去教主日学课程。因此机缘，他认识了教会的非裔牧师老亚当·克莱顿·鲍威尔( Adam Clayton Powell Sr. )。老亚当不但是一名讲道极具感染力的出色牧师，也是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重要成员；他曾在1917年7月与其他教会领袖和民权活动家一起发起过抗议针对黑人暴力事件的大规模游行，是一名主张社会普世福音，反对种族歧视的身体力行者。在纽约的这段期间潘霍华深受老亚当的影响，并且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今后德国教会对融合不同种族所应有的责任。

1931年从美国回到德国后，潘霍华即被柏林大学聘请作为系统神学课的讲师，同时也被路德宗教会正式授予柏林圣马太教堂（St. Matthew’s Church）牧师的圣职。而此刻的德国又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即希特勒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前夜。

1932年7月在德国举行的第6届国会选举中，由阿道夫·希希特勒领导的纳粹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议会的最大党派。半年后希特勒又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 总理，标志着纳粹主义正式统治了整个德国。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将其魔爪伸向教会，在全国发起了所谓的“德意志帝国教会统一”运动，企图将原本比较分散的各大教会宗派统一到纳粹主义的轨道上来，并在教会中强行推行包括废除旧约，将纳粹标志与十字架并列作为敬拜对象，以及“去犹太化”等种种明显敌基督的法西斯措施。

面临这样的环境，德国的许多教会和会众都屈服于希特勒的淫威，成为暴政下的“顺民”，某些上层人物甚至还成为其政策的拥戴者和代言人；然而此时的潘霍华却勇敢地站出来，以罕见的大无畏精神和实际行动来抵制希特勒染指教会的阴谋和企图。

1933年1月希特勒刚就任总理两天，潘霍华就公开发表广播讲话，告诫信徒要区别“领袖（Führer）”和“引诱者”（Verführer）”的不同，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民众有一种倾向，就是把领袖变成偶像。而领袖也往往乐于接受崇拜；久而久之，这种人越来越善于迷惑群众，把自己偶像化，夺取神的地位”；

同年4月，他又首次以教会牧师的身份发出反对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声音，声明“受洗的犹太人是我们教会的成员”；教会不能成为“把受害者绑在轮子上战车的一个辐条”；教会“不仅要为那些倒在国家战车车轮下的人包扎伤口，而且还要挡住车轮的转动！”

1934年他参与发起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并担任其主要发言人；同时他还负责组建认信教会在肯瓦尔德的神学院，专门培训认信教会的牧师。两年后该教会被法西斯当局宣布为非法，神学院也随之被取缔；但他仍然通过举办地下“游走神学院”的方式，继续在德国的东部地区进行牧师培训计画直到1940年。

作为一位牧师潘霍华之所以敢于在那个时期以罕见的勇气站出来谴责抵制希特勒的阴谋企图，支撑他的重要信仰理念是他在1937年所写的《做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一书所表达的两种“恩典观”。在这本书中他这样写道：“‘廉价的恩典’（cheap grace）是只要恩典，不为门徒；只要恩典，不要十架；只要恩典，不要道成肉身的耶稣”；“这种‘恩典’只讲宽恕而不需要悔改，只想洗礼而不要教会纪律，只有圣餐而不需要认罪。”“在这种‘恩典’之下，只有罪得赦免，罪人却没有称义；它让‘世界罪人的称义’变成了‘使罪和这世界称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变成犯罪的许可证，而无需付出做门徒的代价，… 。”

“而‘重价恩典’（costly grace）则是一种叫我们跟随耶稣的呼召，这种呼召饶恕了我们破碎的灵和悔罪的心。它之所以有代价，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去顺服基督的轭，去效法祂”。“这种恩典它代价高昂，因为需要付上一个人的性命；但它也是恩典，因为它给人唯一真实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这昂贵的恩典是神以祂儿子的生命为代价赐给我们的，但神却不认为牺牲祂儿子是昂贵的代价，为了我们把自己的儿子交了出来，神的道成了肉身”。因此“一个踏上‘重价恩典’之路的人必然会全然投入”；“当他接受基督呼召的时候，不管是父母或是妻儿，也不管是国家或传统，都不能留住他”。“人若不分担耶稣的道路、受苦和挣扎，就无法参与救赎”；“门徒之为门徒，也是在于他们分担主的受苦，遭弃绝和钉十字架。”

潘霍华的上述作为很快就引起了希特勒政权和依附纳粹的教会上层的注意和迫害。1936年8月，他被路德宗某主教称作“和平主义者和国家的敌人”；接着他在柏林大学的任教授权被正式撤销，因此失去了国家终生教职；1938年，盖世太保甚至禁止他进入柏林；1939年他被纳粹禁止在公共场合讲话，并被要求定期向警方报告他的活动；到1941年他的所有著作都被禁止发行。

面临以上种种逼迫，潘霍华不但没有胆怯和畏惧，反而更进一步，从一个胆敢抵制和谴责法西斯政权的大无畏牧师转变成直接加入反抗希特勒抵抗运动秘密组织“阿布韦尔”，成为一名“特工”。而在这个“锐变”过程中他的二姐夫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ányi 1902-1945）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多纳尼本人具有法律博士学位，在希特勒上台时担任过德国司法部部长的首席法律顾问，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当居的机密档案；当他了解到希特勒在国内清除异己以及入侵波兰后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种种残暴罪行后，毅然冒着极大风险将相关档秘密地保存下来，并在1939年被“阿布韦尔”（Abwehr）组织吸收成为一名特工。

“阿布韦尔”是德国在1921年成立的反间谍情报机构的名称，其德文原意是“防御”；该组织之所以用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战后其军事情报运作被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规定只能限于防御的原因。但该组织自1935年由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担任领导人之后，已逐渐演变成一个由部分不满纳粹的国防军高层以及多方势力组成的，企图推翻希特勒政权的反抗势力大本营。吸收多纳尼加入该组织的就是“阿布韦尔”的副局长汉斯·奥斯特 (Hans Oster)将军。而多纳尼和潘霍华除了姻亲关系外还是同一个名校格鲁内瓦尔德高中（Grunewald-Gymnasium）的校友，两人又具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因此多纳尼在加入“阿布韦尔”后的第二年，又以潘霍华在欧美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今后可当反抗运动向盟国传达重要资讯的理由介绍他加入。

至于潘霍华为什么愿意加入这个组织内心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他在大战爆发前夕的1939年7月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找到相关线索。那时他刚受邀来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作访问教授不久，而且还可以通过申请在美国永久居留来躲开战祸和迫害，但他却决定马上返回德国。在这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必须和德国人民一起度过我们国家历史上的这一艰难时期。如果我不与我的人民分享这一时期的考验，我将没有权利参与战后德国的基督教生活的重建；… 。德国的基督徒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怕的选择，要么愿意他们的国家失败，以使基督教文明得以生存，要么愿意他们的国家胜利，从而摧毁文明。我知道我必须在这些选项中做出抉择。”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潘霍华和多尼纳这对原本只是律师和牧师的知识份子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阿布韦尔”组织之内所经历的堪称传奇、虽败犹荣的经历。随着美国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正式宣布加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国阵营，以及1942年1月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失败，“阿布韦尔”组织加快了旨在推翻希特勒政权的各项准备；其中最为关键的两项任务分别是：除掉希特勒和争取与同盟国达成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而潘霍华和多尼纳这俩位初来乍到的“菜鸟”特工恰恰在这两项艰难任务中都参与了特定的角色，在那段惊涛骇浪的谍战风云中留下了他们不可磨灭的个人印记。

我们先介绍潘霍华。他加入“阿布韦尔”之后果然不负使命，利用自己在欧美宗教界的社会关系，多次利用出访挪威、瑞典和瑞士等国机会秘密会见有关人士，向盟国透露德国反抗运动势力的存在、实力、以及期望在除掉希特勒之后与英美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景等资讯，以其获得对方的支持和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他在1942年6月在中立国瑞典见到他的密友，英国圣公会的乔治.贝尔主教（ George K.A. Bell）, 成功地将上述资讯通过贝尔主教转达到担任英国外交部长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手里；只因为此时的同盟国已经达成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一致决定，他的努力在客观上无法成为现实。

我们再看多纳尼，他更是了不得，直接参与了一次代号为“闪电”的刺杀希特勒行动。1943年3月德国反抗势力计画利用希特勒视察东部战线的机会除掉他。“阿布韦尔”组织事先设法搞到了一枚英国制造的定时塑胶炸弹，并将其伪装安放在一个装有两瓶白兰地的礼品盒里，然后由多纳尼亲自负责将其带往达斯摩棱斯克，转交给了在那里担任中央集团军的参谋长冯·特雷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少将。（上图三人中戴眼镜的那位军官就是多纳尼）

3月13日希特勒一行抵达斯摩棱斯克后，特雷斯科夫少将利用招待来宾的午餐会机会，委托希特勒的随从官员勃兰特上校，请他将这份“礼物”在希特勒抵达下一站目的地东普鲁士拉斯登堡陆军总部时转交给那里的史蒂夫将军。随后该“礼物”被上校作为行李带进了希特勒的专机。按事先的设定，炸弹应在飞机起飞后的第30分钟在明斯克的上空爆炸，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希特勒平安抵达目的地的消息。眼看刺杀谋图即将暴露，特雷斯科夫少将紧急派人赶在上校见到史蒂夫将军之前，以手下人拿错白兰地为名将“礼物”换回；经检查后方知道炸弹未爆原因可能是因为飞机行李仓内温度过低，未能按设计成功触发雷管撞针所至。虽然潘霍华和多纳尼所参与的这两项行动都功亏一篑，但所幸的是他们的行动本身并没有被纳粹察觉，两人一时也都平安无事。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他们会在另一件貌似风险不大的“特工”行动里翻船，失去了自由。原来他俩在“阿布韦尔”里还参与了一项代号为“U-7”的秘密计画，即通过为部分富有犹太人伪装成“阿布韦尔”驻外特工或教会海外代表等身份的途径来帮助他们逃离德国。这项行动开始时一直非常顺利；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有14名犹太人被安全地转移到中立国瑞士。可是盖世太保秘密员警事后通过追踪犹太人银行巨额资金的非正常流动，顺藤摸瓜最终发现了幕后的操作者，由此导致潘霍华和多纳尼两人在1943年4月5日双双被捕。

被捕之后，在一年多的审讯时间里他俩的“罪名”还局限于“违反外汇交易”和所谓的“腐败”，但在1944年7月20日，又发生了同属反抗运动组织的德军军官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希特勒“狼穴”指挥部会议室引爆定时炸弹的重大事件。事件中原本被施陶芬贝格放在靠近希特勒座位附近藏有炸弹的公事包，在他借故抽身离开后被一位与会军官挪动了位置，加上炸弹爆炸后掀起的厚重橡木会议桌挡住了气浪和弹片，在场的希特勒侥幸只是腿部受了轻伤。

下图右为施陶芬贝格上校；下左二图分别为爆炸后的现场及据称是希特勒当时所穿的裤子，其裤腿部位可见被爆炸冲击导致的破残程度▼在事后的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中，大批涉案的军方和情报界高级军官被捕。之后又在步步紧逼、剥茧抽丝的追查过程中，多纳尼保存在陆军佐林（Zossen）基地的秘密档案在1945年1月22日被盖世太保发现；接着卡纳里斯上将保存在情报局保险箱内的个人日记及部分档也在当年的4月4日被查获。至此，包括潘霍华和多纳尼在内的多名在押嫌犯所参与的众多秘密行动终被彻底曝光。希特勒在看了日记后勃然大怒，亲自下令由党卫军处死涉案要犯，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始的一幕，潘霍华在1945年的4月9日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集中营被处决的情形；与他同时上绞刑架的还包括“阿布韦尔”领导人卡纳里斯上将等五人；在同一天被希特勒恨之入骨的多纳尼也在另一家集中营被党卫军用钢琴的钢丝琴弦残酷勒死。

在长达近两年的铁窗生活中，潘霍华为世人留下了许多书信和诗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这首《所有的美善力量》（Von guten Mächten/By Gentle Powers Lovingly Surrounded) 诗歌。诗歌分6节，内容如下：

这首诗是潘霍华在监狱里写给自己的未婚妻玛丽亚·冯·韦德梅尔九首诗歌中的最后一首，从内容看应该是写于接近1945年的元旦，离他被处死只剩下百日左右的时间。从诗歌里我们可以充分看到潘霍华之所以坦然面对囚禁的折磨和死神的威胁背后支撑他的强大信仰支柱，那就是诗歌中所说的有神与他的“同在”，“神预备的救恩”，神在“黑夜”中对他的“光照”、“带领”和“安慰”，以及将来“与神再相聚”的盼望；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围绕”和“遮盖”他的“美善”力量，让他“心存感谢”地去“领受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 。

如果我们再结合潘霍华在生命的末了通过一名英国囚犯带给贝克主教的那段遗言，就更能够理解他写下这首诗歌时的精神升华：“This is the end—for me, the beginning of life.” （这是终局，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硝烟的散去虽然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三世纪，但主耶稣所预言的「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并且到处要有饥荒、瘟疫和地震」（马太福音24:7；圣经思高本）等末世特征却仍然活生生地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浮现。时过不久席卷各国的新冠病毒和眼下正在燃烧的俄乌战火更是明证。展望未来，还必定还会有更严重的疾病、灾难、争战、和逼迫在等待着我们。但正如铭刻在弗洛森堡集中营潘霍华等六名抵抗战士就义处那块纪念碑上的经文所说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1:7）；有了祂这样的“美善力量”遮盖，我们必不至于恐惧和害怕。

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我从潘霍华的人生和这首诗歌中得到启示和感悟，摒弃潘霍华所批判的那种“廉价恩典”观，牢记我们是被“重价赎回来的”天国子民，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哥林多前书6:20），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在任何环境下都坚守我们的信仰，直到主耶稣再临的日子到来！

因为潘霍华的巨大影响力，为他这首歌谱曲的版本竟然有七十种之多，但最出名的版本就是由以下视频中这位

钢琴弹奏者Siegfied Fietz在1970年创作的旋律：▼

作者：徐彬

一年一度的圣诞佳节又将来到了。每当这个节日，我们可以听到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美圣诞歌曲在我们的耳边响起，其中就有一首就是今天我要介绍的《小伯利恒》。

我们先来了解这首赞美诗歌的作者生平。诗人的名字叫菲利普斯·布鲁克斯(Phillips Brooks)（以下简称“菲利普斯”），是十九世纪美国圣公会的一名牧师。他出生于1835年的波士顿，其家族祖先是来自于十七世纪的英国，是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早年来美国的殖民者，也是属于一个被公认是由富有的精英基督徒家族所组成的“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的成员，其家族特别注重子女的精英教育，并与哈佛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菲利普斯的妻子也出身于名望世家。有趣的是她的姓恰恰是丈夫菲利普斯的名，叫玛丽·安·菲利普斯（Mary Ann Phillips)。她的曾祖父小塞缪尔·菲利普斯（Samuel Phillps Jr.) 不但担任过马萨诸塞州的副州长，还曾以自己的名字在安多佛市创立了著名的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该学校是美国最早通过法律注册的著名私立寄宿高中，在历史上曾培养出包括美国三位总统（老布希、小布希、富兰克林·皮尔斯）和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等众多的名人和精英。到了菲利普斯的父母亲这一代，虽然其社会知名度已名不见经传，不过他们培养成人的六个儿子中成人后有四个都成为牧师，其中就包括作为家中老三的菲利普斯。

▼现今菲利普斯学院学院的俯瞰图及学校的室内田径场：

1850年菲利普斯从波士顿拉丁语学校毕业后，在次年如愿考入了哈佛大学。在哈佛校园里他是一名以擅长语言、逻辑和哲学思辨而出名的优秀学生，各科成绩也在同年入学的学生中名列前茅。1855年他从哈佛毕业，随即就轻车熟路地选择了去自己的母校波士顿拉丁语学校担任教师。可没过了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其实并非真的对教学有兴趣，这种情绪的发酵导致有时候他人已经上了讲台，但口中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地步。那时他的挫折感就像他本人所描述的:「我不知道自己将会变得怎么样，也并不太在乎。我希望我能再回到15岁，如此就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男人，但现在我似乎将一事无成。」

就在那个困惑和尴尬的时刻，在哈佛读书时就很欣赏和了解他的一位老师及时给了他一个建议，就是去神学院继续深造；于是他在学校辞退他之前自己辞职离开，前往佛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进了圣公会神学院接受神学装备。几年之后，他才明白神的心意并不是让他从此离开讲台，而是要他把讲台作为传讲福音的出口；不仅如此，神还早已为他预备了足够丰盛的讲台恩赐。

1859年菲利普斯顺利从神学院毕业，随即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服事生涯。他先是被圣公会授予执事圣职，被派往在费城的基督再临教堂担任牧师。因着他突出的服事能力，短短三年之后，他便被提升到更重要的费城圣三一教会去担任牧师。在那里他连续服事了七年，不但牧养教会成绩斐然，而且还在美国因废除奴隶制而爆发的南北内战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林肯所代表的北方阵营。他在1865年内战结束时为纪念内战死难者所作的一次讲道，更让他在全美范围赢得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到了1869年，他又被授予了圣公会在全美最重要的大本营教会 – 波士顿三一教堂牧师和教区长的重要职位。他在该教会服事时间长达22年之久，直到他56岁时进一步被提升到担任马萨诸塞州的主教职务。

▼下图是今日之波士顿三一教堂内外景照片及教堂内的菲利普斯雕像:

在所有的赞美诗诗人中，菲利普斯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其布道能力能够与诗歌代表作并驾齐驱、同时在青史留名的作者。在他服事时间最长的波士顿三一教堂，每到主日，就有大量的人群前来聆听这位身高六英尺四寸，体重三百磅的“巨人”在台上的精彩讲道，以致于这家规模宏大的教堂也常常“人满为患”。人们形容他在讲道时脸上容光焕发，激情横溢，充满著真诚和温柔，并称赞他的讲道内容具有许多个一贯性，即一贯的具有力量，一贯的清晰和完整，以及一贯的深沉和强烈。在由他担任校长的教会主日学学校里，学员的人数也从原本仅有的36人增加到千人以上。他讲道的名声之大甚至还让他成了波士顿民众眼里的“第一公民”，每当他外出，所到之处常被人认出指点或喝彩。在他担任牧师的任内，波士顿三一教堂也成了美国最活跃的基督教活动中心。

菲利普斯的讲道影响力也外溢到美国各地及国外。他先后被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其中耶鲁还专门为他开设了“布道讲座”。1880年去英国访问期间，他不但被著名的威斯敏斯特皇家教堂邀请前往布道，甚至连英国女王也慕名专门请他前往自己的温莎城堡，为她和王室成员讲道。他所发表的著作也大都与讲道有关，包括《讲道讲座》(1877年)、《布道》(1878-81年)、《博伦讲座》(1879年)、《英国教堂讲道》(1883年)、《在美国最古老的学校讲道》(1885年)、《二十个布道》（1886年)、《世界之光和其它布道》(1890年)等。后人甚至评价他为美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布道者（The greatest American preacher of the 19th Century）；连他所属的圣公会也认为他讲道的能力在整个圣公会编年历史上无人可及。在那些光芒四射的时刻，又有谁能够想像，这位不凡的讲道者当年在费城拉丁语学校曾经是一个因“讲课能力不够”而差点面临被解雇的教师！

▼下图两书是菲利普斯的讲道集专著:

现在再让我回过头来介绍菲利普斯的这首代表作《小伯利恒》诗歌。

在众多经典圣诞歌曲的诗人中，菲利普斯可能是唯一一位因亲自到过耶稣诞生之地而写出圣诞赞美诗篇的作者。1865年的冬天，正在费城担任圣三一教堂牧师的菲利普斯安排了一次去欧洲和中东巴勒斯坦地区的旅游；就在耶诞节平安夜那天，他和同行者一起骑着马从耶路撒冷出发前往伯利恒。在后来写给父亲和教会的信上他大致描述了那天的经历和感受：

「我们大约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到了伯利恒这个小镇，它坐落在一座山的东边山脊上，周围是梯田式的花园，比我在巴勒斯坦见过的任何其它城镇都要漂亮。小镇最突出的标志是《耶稣诞生教堂》（Church of the Ativity，建于在西元四世纪三十年代的君士坦丁大帝时期）。这个古老的教堂目前由希腊人、拉丁人和亚美尼亚人教会共同拥有，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修道院。我们在希腊人的修道院安排好住处后，在傍晚时分又骑马出城，前往传说中耶稣诞辰之夜牧羊人看到天使报喜讯的那片旷野之地；当经过那里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少牧羊人正在“看守羊群”，或赶着羊群回家的场面，…。接着我们回到了伯利恒城里，去参加教堂在当晚十点钟开始的平安夜敬拜。敬拜仪式一直持续到后半夜的三点钟。来自不同地区的信徒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歌颂救主诞生那个奇妙夜晚的诗歌。我似乎能够听懂他们的语言，就像我们去年平安夜在自己教会所唱的那样。不过我还是会短暂地关闭我听觉，好让自己更熟悉的那些诗歌旋律隔了半个地球飘到我的耳里，…。」（摘自1865年12月30日菲利普斯写给他父亲的书信以及1866年2月19日给波士顿圣三一主日学学校的同学们的书信）

▼下图是位于伯利恒的圣诞大教堂内外景照片。教堂盖于西元四世纪，所盖地点系相传主耶稣的诞生地；左下图是镶嵌著一枚空心的14角伯利恒银星以表示耶稣出生的具体位置，并镌刻着拉丁文铭文“圣母玛利亚在此生下基督耶稣”；右下图即为主耶稣当年的诞生处，当年的泥马槽早已不复存在，后人一度用银马槽所替代，现在看到的是后来被换成了一个大理石圣坛：

这一经历给菲利普斯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在三年后还这样说，那些记忆“仍然在我的灵魂里歌唱”（still singing in my soul），而这第三年的日子就是发生在1868年的冬天。又一年的圣诞佳节再度临近了，他想亲自为教会主日学的孩子们写一首圣诞诗歌，于是当年那美妙的经历和感受再次涌上心头；他拿起笔一口气写下了这首诗，并将其取名为《小伯利恒》。全诗分四段，内容如下：

作为著名讲道牧师的菲利普斯所写的这首诗歌，其实也是一篇优美出色的讲道。他给诗歌取名为“小伯利恒”就是借用了旧约圣经中一名伟大的先知弥迦的一个预言。在这一成书于西元前八世纪的书卷里明确地记载：「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祂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而弥迦的预言果真在七百多年后在伯利恒这个小城得以实现，救主耶稣在此诞生。

在进入到诗歌的具体内容后，作者又巧妙地把耶稣诞生之夜伯利恒的“静”和伯利恒的“小”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读者首先从中感受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和画面：在救主诞生的那个夜晚，伯利恒这个小城的街衢上居然是“漆黑一片”，空无一人，众人都在“酣睡”之中，“无梦”也“无惊”；除了“群星”和“天使”外，无人知晓这位“圣婴”就在此时此地“悄然诞生”，…。然后作者又在诗文中明确指出，耶稣的到来是为了解决这世上的“罪”；祂就是照亮这个“漆黑”的世界“永远的光”；祂的带来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平安）”，并给世人带来了“万世希望”，…。在诗歌的最后两节，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在那个晚上，伯利恒的居民“有耳”也听不到祂的到来，但因为这个婴孩带来了上帝的“恩典”，任何人，只要你“虔诚谦卑”地“打开心门”，怀着“信心”来到祂的面前，祂就一定会“降临”到你心里，“除去你的罪”，让你从此“以马内利”（Emmanuel）- 享受“神与你同在”的“喜乐”，直到永远！

菲利普斯写完这首诗后接着面临着由谁来为它谱曲的选择。本来按他的知名度要在社会上找一位知名的作曲家来谱曲绝非一件难事，可考虑到此时离耶诞节那个主日所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于是他就近想到了在教会诗班弹琴的风琴师，也是自己主日学学校的教课老师的路易斯·雷德纳 (Lewis Redner 1831-1908)（以下简称“路易斯”），赶紧出面请他来帮忙。

路易斯出生于1831年，比菲利普斯年长四岁；为这首诗歌谱曲那年他正好满37岁。可有趣的是，人到中年的他，其社会职业却并非是一名音乐家，而只是当地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不过他的管风琴弹奏水准可是一流，年轻时就有“管风琴琴键手”之美誉，而作曲只是他的业余所好。

路易斯拿到歌词后因为时间紧迫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可越有压力他却越缺乏灵感，几天下来也写不出一句音符。眼看与菲利普斯约好的周日前要交稿的日子临近了，他变得更加心急火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他是这样回忆的：

「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我的头脑还是一片糊涂；我想的更多的甚至还是第二天我要在主日学校教课的内容。到了当天的深夜时分，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耳边听到了如同天使般的美妙声音正在歌唱，…。我急忙起身抓起一张乐谱纸，草草记下那些曲调作为歌曲主音部分；到早上起来后，我又赶着在去教堂之前填写了和声部分，…。」

就这样，在耶诞节主日的最后一刻，路易斯靠着这“夜半歌声”而得来的灵感终于完成了这首诗歌的谱曲“作业”。到了那天的敬拜中，一群孩子们上台献唱，用他们天籁般的童声完美地演绎了这首美妙诗歌。一曲罢了，菲利普斯和路易斯也终于松了一口气。那一刻，他们两人谁都没有想到这首歌后来会名扬世界，成为传统圣诞歌曲中又一首经典佳作。

▼下图的左右是菲利普斯和路易斯两人的照片：

耶诞节主日过去之后，路易斯认识的一位开书店的朋友理查德·麦考利(Richard McCauley)因为很喜欢这首歌，在取得作者同意后就把这首歌印在单页上摆在书店里出售。接着马萨诸塞州圣徒教堂的牧师亨廷顿博士（Dr. Huntington）也注意到这首诗歌，特地请求作者允许将其收录到自己教会主日学校将发行的赞美诗诗集中。就在这本诗集的编辑过程中，这位牧师发现这首诗歌居然还没有为诗歌曲调命名，于是干脆就以作曲者的名字把调名定名为“圣路易斯”。于是这位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管风琴师因此流芳青史，成了此歌流传中的一个佳话和插曲，也是他在作曲时万万想不到的。就这样，诗歌逐渐地传开到美国各地，到1892年已经成为圣公会官方指定的圣诞颂歌；再过了若干年，这首歌不胫而走，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一首脍炙人口著名的圣诞颂歌。

很可惜的是，菲利普斯本人并没有完整地看到自己写的这首歌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盛况。就在刚被提升到担任主教位置还不到两年时间的1893年1月23日，他在家中因突发心力衰竭而英年早逝，终年才58岁。他的逝世成了波士顿城市的一大公众事务。葬礼当天，波士顿的证券交易所和许多商店都关了店门，成千上万人涌向三一教堂去参加追思仪式，并向他的遗体告别。因菲利普斯生前长期在哈佛兼任包括校园牧师等各项职务，他的灵柩由数位爱戴他的哈弗学生们抬着，从三一教堂出发，越过查理士河和哈弗大学校园，最后安葬在奥宾山墓园。波士顿市政府也专门为他举行了悼念追思会，表彰他对城市和市民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在全美各地都举行了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这种盛大的规模让大洋彼岸英国的一名叫布莱斯的勋爵都不由地感叹道：「自从林肯遇刺身亡以来，美国民众还没有一次如此广泛地哀悼他们所失去的这位领导人。」甚至到了他去世七十年周年日的1963 年1月23号，还有多达20,000 人专门来到他曾经服事过的波士顿三一教堂，向这位伟大的布道家和诗人表达他们由衷的敬意和悼念。

菲利普斯和路易斯两人一生中都没有结婚，因此也没有留下任何后嗣，但他们两人合作所写的这首歌颂赞美救主耶稣诞生的诗歌却永垂青史；每到圣诞佳节在世界各地所响起那《小伯利恒》的美妙歌声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下面请分别欣赏两首中英文的《小伯利恒》合唱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