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铨弟兄
见证的意思是说，我以前是不信耶稣的，是反对神的；后来我信神了，也接受耶稣，所以这是神的大能。希望别人也能从我身上的改变看见神的大能，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
马列主义的信徒
我以前是个马列主义的信徒。最初接触马列主义时，我还是个小孩，正在小学唸书。虽然是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但我的小学老师是个地下共产党员。他向我们介绍了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又介绍我们看一本《新人周刊杂志》，其上有很深的理论和许多照片。那时我们只觉得相片很好看，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等的长征世界，江西的世界，等等。从那时开始，我的脑海里开始有了社会主义的思想。
我唸初中时，正逢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开始。因家父很早去世，我的家非常穷苦，虽住在大城巿里，却是住在贫民区。我的心里有一种很不平的思想，为什么别人很有钱，而我家这样穷？这感觉很强烈，所以我的心越来越倾向社会主义，觉得这个主义真好! 所以我涉猎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书，例如：艾思齐的作品，鲁迅、巴金的小说，高尔基及一些苏联译作，其中以高尔基的作品对我影响最大。
他说：「 你要了解这个社会，就要进入社会。」所以我在16岁离开家。那时正逢中日战争，我想去陜西。有个朋友和我一起去，但我们从没出过远门，不知道陜西在哪里，也不知道延安在哪里。结果从河南走到西安后，就过不去了。原来那边己经封锁，因此我们就改了路线，往四川而去。
在四川时，正好是国共合作时期。在重庆有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沙盘(四川)有一条街都是书店。这些书店98%都是宣传共产党的书，那时的学生或年轻人都喜欢买这些书看。所以我在那里如获至宝，即使没有钱买书，也天天泡在书店里，坐在那儿看。那些书店的店主也很好，同情我们这些穷学生，还预备椅子放在那里，让我们随便看，就是要从早看到晚也没有问题。因此我在那段时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当然，比较深奥的理论，例如资本论就看不懂。坦白说，比较浅一点的就看得多，其中以毛泽东的著作看得最多。我特别喜欢《矛盾论》《实践论》，这两本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在这两本书中，毛泽东是把马克思的思想融会贯通之后，再以他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其实和马克思、恩格思的理论不一样，但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我觉得他写得太好了，所以我在学校唸书时，就充满一种反叛思想。那时我们常常上街去游行，反对国民党不民主，有很多教授也出来参加游行反对。那时形成一种风气，假如你的思想不左，就好像落后了，被人看不起，要越左越好。我就在那种环境中学习，觉得将来统一的希望就是共产党。
在快要解放时，我回到了北方的家乡，天津。那时我很多在四川的同学都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但我没有。他们常常借我的家为掩护。因为在那个时期若抓到有共产党的嫌疑，问都不用问就枪毙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帮助他们。他们很多人被特务追得很紧，走投无路时就躲到我家。20多岁的小伙子化装成老太太，在我家住一晚，第二天就走去河北省的中区，那就是老八路的根据地。
因为常有人来我家，我也被人盯上了。因为我是本地人，他们觉得为什么常有南方人到你这儿？有问题少年后来越来情势越来越紧张，亲戚朋友都劝我们搬家，不能在天津住了。所以我就搬到北京。
在北京时，我住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天坛。天坛里面，一般付钱的观光客进去时，走看七连殿，都是一直线的，但是在半路上靠右边有个城，叫斋宫。斋宫是皇帝祭天之前，要先住三天，斋戒三天吃素的地方。住三天之后，才算圣洁，才可以到天坛祭天。斋宫因为是给皇上、宫女和太监住的，所以里面有很大的房子。那时一直空着，也没有人去整修，破跛烂烂的，也没有人住。我有个亲戚正是管理天坛的，我就跟他商量去住那里。他说，「可以，不过房子破一点，你自己修理吧。你自己把它弄弄，随便住好了。」所以我就住进了天坛的斋宫。这个地方一般的游客不会进去，即使进去了也看不到我住的地方，那地方非常隐敝。
那时我有一个同学在北大学生会做主席，不用说，他早己是地下共产党员，外面抓他的风声很紧，结果他跑到天坛的斋宫和我一起住。我掩謢他很多次。还有一次我替他送宣传的单张，我从天坛骑自行车送到北大，以前的北大在沙山，自行车前面有个小萝筐，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单就放在里面，预备到北大散发。当我骑过了王府井，快到东巿的路上被截住了，所有的人都要检查。我想这下糟了，被抓住就枪毙了，回头又不行，一往回走，他们一定会追上来。所以我不管，就往前冲。
那时我的打扮很像一个小特务：穿着皮夹克，车的弯把是粉蓝色，戴着墨镜。我一冲，警察一直叫我下车，我说有要紧事儿，仍继续冲，就冲过去了，没事，完成任务。但是过了不久，我又被盯上了，所以我又非离开不可了。再不走，就要被抓了。我就这样去了香港。
我的母亲和哥哥都己经搬到香港，我想先去看看他们，避避风头，以后再回中国。但是到了香港后，我就病倒了。我病得很严重，不能动，一病病了三个月，等病好后己是秋天，国内的局势也大有改变，北京、天津都解放了。我心想这太好了，我该回去了。但是哥哥说：「你的身体这么不好，我们不放心你一个人住。我们全家都在香港，怎么你一个人去那里？不行，我们不放心。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吧! 」我就这样留在了香港，到了1950年，广州也解放了，我就动员哥哥全家搬回去，回去我们的祖国。他真的带着一家老小八口回去了，我也跟着回去了。我的老朋友也在我的说服下回去了, 我们就住在广州。
我很积极地找了工作，在广州珠江水利局，在江里有艘发电的船，我的工作就是管理发电机，一切似乎都很好，但是他们的船很破烂，又需要修理。他们叫我两周后再去上班，我就在广州等。这时我哥哥有几个做生意的朋友要去香港买西药，但那时香港己被封锁，没有身份证的人的人不能进去，不会说广东话的人也不能进去，所以他们进不去，就来请我帮忙。因为我有身份证又会说广东话，但我说不行，我就要上班了。他们说，很快，只需要两三天，你和对方接头，让对方把药寄出来就行。我就去派出所申请出国证明，那时一般需要三个星期才会批准，但是派出所的所长和我很熟，常和我讨论一些马列主义的问题，他很尊敬我，我就请他帮忙办个出国证明，他答应了，叫我去拍个快照，他直接送去警察总局申请，三天后就批准了。
我到了香港之后，见了一些老朋友，年轻人在一起，一聊就是整晚。第二天早上才睡觉，结果第二天晚上就又发病，动不了，一病就是一个多月。这时国内开始三反五反运动，十分激烈。派出所的所长也给抓去了，原因是他放了一个坏人去香港，这人一去不返，一定有问题。他这一被抓就不得了，我哥哥来信，说这人帮你忙，现在可惨了，被抓去坐监，说不定要被枪毙，你赶快回来给他做证吧! 我说可以，但是我病得动不了，怎么办？我不回去，良心过不去，人家会被我连累至死，所以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等于是我的自白书，把我的过去交代得清清楚楚，最后在结尾，我说：「假如一定要我去证明这个朋友，我可以回去；但是请你们派两个人来把我抬回去，我愿意回去。」他们收到信后，就放了派出所的所长。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再回去，留在了香港。
留在香港，梦想破灭
因为在那之后，国内又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我虽然留在香港，依然心向着祖国，在香港继续搞政治，到工厂去找很多工人来组织一个学习小组，学习理论，学习唱歌，讨论各样的问题。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出钱租地方，让那些工人来学习，这学习发展得很好，我们后来发展到有200多人。但是香港政府不许人搞政治，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学习小组，便予以禁止。但我的心仍然没有改变。我在香港不看别的报纸，只看文汇报和大公报，其他报纸的消息我都不相信，我认为那些报纸都是胡说，只有这两家的报纸才是真实的。
后来，国内开始大跃进的运动，三面红旗也开始了，人民公社，炼钢，等等，这些事我也知道，因此心里开始有了一些怀疑。那时我有一个朋友，是中国派驻香港机构的一个高级职员，一个公司的副经理。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的弟弟刚刚大学毕业，在湖南做工程师，最近自杀了。他很年轻，所以这个朋友非常痛苦，十分难过。我很好奇这个年轻人因何事而自杀。朋友回答，是因为国内的运动造成的。不但如此，他在香港的领导把他叫去问话：「你对于你弟弟的自杀有什么看法？你的态度怎样？」他说：「我把我的弟骂了一顿。」他说他忍住眼泪，不敢让泪流下。领导还是重重地骂了他一顿，还降了他的工级。这些委屈他不能跟任何人说，不能跟共产党员的朋友说，也不能跟非共产党员的朋友说，只能跟我说。因为我是非共产党员，却比共产党员更共产党。我就是这样的人。
接着我就思考，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后来看到报纸报导，农村因为实行人民公社，搞到大饥荒，有三千人都饿死了。我不相信，我说不会，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我一向向往人民公社，因为人民公社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原理而产生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实在是太理想了。这样理想的人民公社，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怎么会有几千人饿死呢？我不相信。
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出现了红卫兵，没有戴红帽，但是在街上扔炸弹，搞得社会很乱。我心里全是血，心痛的血，心想这不对啊？报纸上的传闻可能失真，但这些人在这里搞些什么？我就搭火车去广州，没想到自身的危险。在那个时代，国内没人穿西装，都是穿蓝布的解放装，像我这样的人一看就很特别。但我自己一点不觉得。在深圳时看到大字报，来来往往的红卫兵一队队的，吵来吵去。他们看我是外来人，谁也不理我。
到了广州以后，我看到家家门口都装上了栅栏，锁得很严实。我哥哥见到我时，说：「唉啊，你这个时候来做什么？」我说我想来了解一下，报纸上的消息是否真的。他急忙叫我赶快进去，因为情况非常乱。像我这样的外人，若有人说我是坏人，就马上会被打死，警察也没有了，情况很乱，没有人能控制。
广州西蹄马路，原本是很幽美的地方，江边种著很多树。但是那时，每棵树上都挂著一个死人，非常的恐怖。所以我在广州住了两天就回香港了。回港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觉得我追求了十几年的梦想，突然就这样地破灭了。我非常非常的难过，觉得整个人生没有盼望，没有前途，我再也不想再搞政治了。
远渡重洋
现在回想，我觉得神就是利用这个时机把我带离开香港。那时，我是做建筑工程的。在香港时，每逢星期天，搞建筑的老板们会聚在一个茶楼饮茶，交换生意和看法；其中有很多有钱的大公司，我的公司很小，但我也会参加，因为可以交朋友。就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住在加拿大的外国人，他是温哥华的律师，但是他在香港也开了一间公司做地产生意。有一天，他问我想不想去加拿大的温哥华？我说去加拿大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那地方不仅遥远，而且冰天雪地的，我去了能做什么？他说最近香港领事换了一个人，这人是他的同学，假如我想去加拿大，只要他讲一声，他的同学就会批准。
我谢了他，但并不想去，因为我在那里一个亲人也没有。我在香港好好的，去加拿大做什么？他向我提了好几次。有次饮茶时，我旁边有一个很有钱的建筑公司旳老板跟我说：「人家这样有心，跟你说了好几次，你不回应人家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一桌十几个人，他不对别人说，就只对你讲，你又不肯去，好奇怪啊! 」我说我在香港好好的，我不懂外国话，那里又没有认识的人，天气又冷，干嘛自讨苦吃？
有钱的老板说，他申请去加拿大己经被批准了，若我肯去，就与我合伙做生意，在加拿大开饭馆，听说很赚钱的。我说我没学过开饭馆；他说学一学就行了,骗外国人很容易的。结果他说要拿出卅万给我去做生意。那时在温哥华西区一栋大房子才三万。卅万加币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他出卅万让我去打理，我做什么他都不管，有赚的话，一人一半。我听了心动，就拿张纸，写下自己的资料交给那人，回家后就把这事给忘了。
大约三星期后，有钱的大老板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替我申请去加拿大温哥华的事己经批准了。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当初以为是敷衍他一番，没想他是认真的。我说目前手上还有生意不能离开，他说那就帮我延期六个月。我说不行，他就说，那延一年行不行？你理好东西就来吧! 我就这样来到了温哥华。有钱的大老板在温哥华己经买好房子等我，我就住在他家。
我到温哥华时是1968年12月中， 将近圣诞节，非常寒冷，冰天雪地。我感到非常不习惯，不认识路，也不认得人。这位大老板朋友叫我别着急，说加拿大的冬天是不做事的，等明年春天，天气暖和了，再找地方做生意。他叫我住他家的地下室，为我买了沙发床，预备得很周全。
不幸的是，两周后，香港来了一个电话，他的父亲八十多岁去世了，所以他们全家回港奔丧，把我一个人留在加拿大。我天天坐在家里苦等，外面很冷，我不敢往外跑，也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虽然他在冰箱里装满了食物，可是我闷得要命。在那个时代，温哥华的马路上不仅看不到人，连车也看不见，更别说看到华人了。我整天坐在家里，做什么好呢？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的心整个安静下来，我开始思想自己已经四十岁了，东跑西跑，在香港总算有了一点小成绩，人生己经去了一半，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是赚钱吗？还是将来开间饭馆，赚了钱又如何，去花钱吗？花钱之后又如何？人越来越老，老了就会死，死了不就都完了吗？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越想越烦，连做生意的兴趣都没有了，因为赚钱之后又如何？这个问题开始在我脑海中转个不停。
在香港时我每天都很忙，从早忙到晚，没有时间安静下来想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有的是时间，不由得我不想。其次，我心里还是放不下祖国。我为了祖国的进步努力了十几年，结果现在我放洋了，我不甘心。我研究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理论，但结果却出乎我意料之外，成果和理论无法配合。问题出在哪里？我每天都在思想这个问题，却怎样也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后来有一天，有个人来找我。这人是在律师那里工作的，是个房屋经记，我们见过一面。知道彼此是老乡，都来自天津。他原是为了买房子的事来找我那个有钱的朋友，没想到会见到我，他听到我朋友回港了，便即刻要走。这么长的时间里，我第一次看到有个人，而且还是华人老乡，我便拉着他叫他不要走，不要走，今天是星期天，你不用干什么事儿，你和我聊聊吧! 他答应了，便留下来和我聊天。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个生意人，是做餐馆生意的，所以拚命给我介绍舖位。如此说了半天，快到十点多钟时，他说他一定得走了。我很不希望他走，因此问他，今天是星期天，你到哪里去啊？他说他有事，到去教堂。
一个星期之前，我曾到处找教堂。因为我想人生的问题只有教堂可以解答，但是我找到了外国人的教堂，而且是圣公会，他们读《圣经》时是用拉丁文唸的，也不讲解。聚会时一下子跪下去，一 下子又站起来，我去了两次，被搞得莫名其妙，所以就不去了。今天这个朋友说要去教堂，我就问他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他说，都是中国人，从香港来的，才成立了几个月，只有几十人。我要求他带我去，他答应了。所以我去教会，并没有人邀请我，是我自己要求去的。
去了华人教会两次之后，其中一次牧师的讲道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到现在都还记得。他引用了一句使我得救的经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点，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17:4) 」他一讲，使我心中顿然领悟，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好，不是别的问题，而是人心的问题。再好的理论，再超越的学说，由谁来执行才能做得到呢？很可惜，人心诡诈，坏到极点，所以实行起来就变了样子。诡诈，当然不是指好的品格；诡诈并非凶恶，诡诈就是把很坏的东西说成很好的。若你一不留心，就会觉得某人的话说得非常好，他让你看见最好的一面。但他所做的事却背道而驰，嘴上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所以我每天看的报纸都报导了许多好消息，其实并不是那样子。有人站在讲台上，开口闭口仁义道德，却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就是诡诈。
恍然大悟之后，我在散会后就去找牧师，我说我很同意他所讲的：你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万物是说动物吗？我们有时骂人狼心狗肺，其实狼并不坏，狗也不诡诈，老虎也不诡诈，都是肚子饿了才会捕食动物，等等。只有万物之灵的人类是诡诈的，所以我非常想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很希望知道，怎样可以改变这个诡诈的心。我心想，若中国十亿同胞都能改变这诡诈的心，那么中国就有希望了。
牧师说，当然可以，基督教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诡诈的心。我听了非常高兴，心想中国有希望了。所以我信耶稣，并不是反对中国，更不是要颠覆政府。我是爱国，只是我是用另一种方式，不是动刀动枪，而是宣传耶稣的福音，因为只有祂有能力改变人的心，人的生命；也唯有耶稣的爱，才能医治中国，抹去一切的眼泪，给我们希望，带领我们进入真正光明的永恒国度。
**王文铨弟兄以余生努力传福音，现在己归回天家。此文曾刊在《追求杂志》第14期,1994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