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亮教授

这是我在「生命教育培训班」的讲稿,我每次前往教学总希望推出一些有趣、新鲜有趣的教材,免得把生命教育讲「死」了。

我听过一位在高中教生命教育老师的分享,她每周按著次序教「如何面对死亡?」、「死亡的尊严与意义」、「论自杀」等题目,学生不只不爱听,还反讽道:「老师一来就讲死,妳是在教我们开殡仪馆吗?」我听哈哈大笑,真是有意思的回应内容,也许我们应该为这种学生写一本生命教育版的「殡仪馆惊魂记」。

这也显示任何学科要推动,绝对不能只有学科专长的教授、学者、官员或是专家,一定要有「教育」的人在其中,担任枢纽的角色。

「为什么呢?」有学员举手问道。我想了一下,说道:「让我来叙述一段故事,也来说明,为什么一个学工程的老师,会对生命教育有负担。」

在1969年,我是「建国中学夜间部」高一的学生,我在班上有一个难兄难弟,我们皆拥有一个相同点──认真读书,考试总考不好,成绩经常敬陪末座。

有一段期间,我们彼此打气,力争上游,但是我的默写经常忘了一些虚字与副词,他在考试时,我常看他的笔掉在地上,他一定考的很沮丧。我们是唸理工组。后来大学联考,我俩皆榜上无名。

我留下来重考,他转到美国唸书,不久就申请到著名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他与我的差距愈来愈大。他一定感到这到友谊间,日渐扩大的差距。

他在1973年寄给我一封信,写道:

「文亮:我很希望能再看到你的来信,我真是十分惦记你的近况,如果有时间,希望写些生活的报导给我,再小的事情都可以,我今向你分享我的近况……。」

多年来,我一直保存这封信。我们持续通信十年,我直到1982年,我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唸书,当飞机抵达飞机场,前来接机的就是他。一天后,他开车送我到学校,他知道我喜欢吃鱼,还送许多鱼罐头来。

1983年的夏天,好像特别的漫长,我向他诉说单身汉的日子,他介绍一个女孩子给我,十个月后结婚,如童话所写,从此王子与公主过著幸福快乐的生活。

1991年,他成美国的大企业家,我是大学教授,他赚许多钱,我赚许多学生。我们仍然热爱科学,在联络时,经常分享最近科学与科技的发展。

我心里曾有个疑问,我们这么喜爱科学,为何当年考不好?后来我才逐渐体会到,原来科学教育的方式有二种。一种是「科学的教育」(scientific education),老师背着科学的知识,来到学生面前,用考试、用成绩、用测验卷(我称为「测厌倦」──测验你写到什么时候才厌倦)要求学生把那些知识吃下去。能吃下去的学生才是「好学生」,不能吃下去的,就像我们,是人见人厌的癞蛤蟆。

另一种教育是「教育的科学」(education of science),这是老师背着学生,来到科学知识的面前,用启发、用故事、用历史、用文学、用幽默、用短诗、用讨论等,以各样的智慧,期待学生将这些知识当成一生的喜爱,进而肯定生命的价值。

我们在学生时期,一度是「科学的教育」拒绝往来户,却一生喜爱「教育的科学」。后来,我没有被传统的科学教育打垮的关键,而是到了大学时代,才渐体会原来自己有一种学习知识的频率,只要调对频率的节奏,就能读得很喜乐,而喜乐的生命就是力量。我不适合「苦读成功」,适合「乐读成功」。过去太多的补习、考试、竞争反而打乱了自己的节奏。

如何调对自己的学习频率?我不过单纯的像朵小花,常常朝向我的太阳──上帝。在人生黑暗的路上,也有找不着太阳方位的时候,等到自己的眼睛习惯于黑夜,就能看到黑夜里的小光,成为自己脚前的灯,一步一步往前走。

不久,教育单位邀请我去担任国、高中、专科「科学教育种籽老师」、「国语文教育种籽老师」、「生命教育种籽老师」等培训营担任讲师,许多大学也请我去演讲,台湾大学更多次请我担任「新聘教师」、「医学院在职人员教育」、「电机工程学系新生演讲」等讲习班的讲师。

我的演讲像丢给上帝的回力棒,开始丢出去时,只是一点点的感动,飞的愈久,感动就愈清楚,直到飞转回来。我在演讲之前经常不知道要讲什么,上了讲台才知道该如何起头,讲完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事后,我将演讲内容写成稿子。后来担任台湾大学「生命教育育成中心」的咨询委员,在外演讲的机会就更多了。

热情演讲的背后是理性的心,与逐渐清楚的信念,生命教育是将生命分享的教育。也许,自己一生的所遭所遇,都是学生生命迈向成熟的一份小礼物。